最近有兩則關於“醫生與紅包”的新聞頗爲引人關注，一則是“新東方名師李睿醫生教學生收紅包”的視頻在網絡上熱傳，視頻中充斥着行醫時收紅包和賺外快的祕訣;一則是廣東各級醫療機構今年以來自查自糾，已累計上繳紅包13196件、17470人次、739.7萬元。前者捅破了醫療行業的“膿瘡”，後者褒揚了醫療機構的自律自省，對比鮮明，發人深思。
醫生該不該收紅包?當然不該。無論是基於醫生的職業道德，還是基於法律法規，醫生都不應該收紅包，患者也不應該送紅包。在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有“我要清清白白地行醫和生活……不爲所欲爲，不接受賄賂”;在中國醫師宣言中，也有“保持清正廉潔，勿用非禮之心，不取不義之財”。對於中外醫生來說，這些誓言和宣言的精神是相通的，都是對醫生職業道德的基本規範，也是每一位醫生必須經過的“成醫禮”。而在現行法律規定中，醫生收紅包額也是涉嫌收受賄賂的行爲，同樣是法律明令禁止的。所有這一切，毫無例外都是在宣示和保證醫生遠離紅包，回答的也正是“應該怎樣”的問題。一句話，單從價值理念上判斷，醫生不該收紅包是自古延續至今的社會共識。
醫生會不會收紅包?回到這一現實問題，不同的醫生自會有不同的回答，神聖的誓言給無數醫生設定了一條行醫底線，但在漫長的執業生涯中堅守卻並不容易。同其他行業一樣，醫療行業也屬於資源稀缺性行業，醫生同樣會面臨“價高者得”的誘惑，這不僅是對道德靈魂的一次考驗，更是對現實利益的一次重塑。當然，社會上不乏衆多拒收紅包的堅守者，他們用行動詮釋着醫者仁心，他們無疑是最可敬的那批人。但是，這個社會同樣有許多動搖者，他們對於患者遞上來的紅包沒有斷然拒絕，有的甚至想方設法索要紅包。也許這部分不在多數，但在社會上影響惡劣，特別是像所謂“名師”李睿之流，一邊是不擇手段爲自己撈錢，一邊還爲此沾沾自喜。這些人不僅傷害了患者的信任，而且敗壞了整個醫療羣體的形象。
如何保證醫生不收紅包?現在的自查自糾和專項檢查，對於醫生的職業行爲確實有很大的威懾意義，某種程度上也在推動醫生作風向好的方面發展。但正所謂“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對於不少收紅包的醫生來說，也許靈魂上早已認識到“不該”，但基於現實利益考慮還是“會”。現在的這些做法，包括從5月1日起各級醫療機構全面開展的住院醫生與住院病人雙方簽署不收不送“紅包”協議活動，尚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醫生收紅包的問題，而且還招致了一些醫生的強烈不滿。要解決這一問題，必要的靈魂喚醒教育自是不可少，但更重要的還是妥善解決利益層面的問題。在我看來，醫生之所以願收、敢收紅包，一是希冀藉此獲取更多經濟利益，以灰色收入增加自己的實際收入;二是因爲現有的懲戒機制作用十分有限，收紅包所面臨的風險和代價比較低。因此，對症下藥，一方面要想辦法提高醫生的合法收入，壓縮灰色收入空間，這有點類似於“高薪養廉”;另一方面要加大懲戒力度，一旦查實收受紅包就終生吊銷其行醫執照，通過制度使醫生們根本不敢收受紅包。這些做法其實並無新意，在國外特別是醫療體系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正是通過這些方法保證醫生不收紅包的。
紅包猶如糖衣炮彈，一點點地侵蝕着社會公平肌理，改變着正大光明的社會規則。對此，社會從來不乏共識，也從來不乏整治行動，但必須承認這一潛規則已經積澱成一種腐朽落後的社會文化，其並不獨存於醫療行業。改變一種現象容易，但改變一種文化着實不易，必須做好打持久戰和攻堅戰的準備，通過深化改革、制度建設逐漸改變社會不良風氣，重構人們的行爲模式，營造積極向上的社會文化。丁建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