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一年半以前，趙文靜把患有運動神經元病的父親趙樹山接到瀋陽，她便“一口氣兒長大了”。在偌大的城市裏，她和父親租住在一間不足20平方米的老屋內。老家還有個剛上高一的弟弟，全靠姐姐打工供養。
趙樹山側躺在老屋中央的大牀上，看着女兒忙進忙出。由於肌肉逐漸萎縮、無力，他整個身體幾乎全部癱瘓，如同被冰凍一般。這種病俗稱“漸凍人”。即使頭腦清醒，與常人無異，但他的語言表達已經含糊不清。眼下並沒有醫治這種病的辦法，最後，病人會神志清楚地“目睹”自己所有的器官衰竭，直至死亡。
有時候，父親聲音小，她便要求他，“信號兒接收失敗，再發一次!”邊說邊吧唧着嘴，露出一臉得意。“只有我才能明白我爸”，趙文靜說。哼一聲是吃飽了，眨一下眼是坐累了，撇撇嘴是臉發癢，盯着什麼看就是要把它拿過來。
父女間默契的配合全靠時間與耐心堆積而成。趙文靜擔任銷售的公司離家不遠。每天，她每兩小時就要從公司回家一趟，幫父親翻身或是方便。這一段步行要花十幾分鐘的路程，趙文靜“沒走過，都是跑”，她每天要來回跑8趟。一年多來，喜歡旅遊的她去過最遠的地方，就是租屋背後的小商場。
這個生於1988年的姑娘有1.62米的個子，卻只有80斤出頭的體重。她身形消瘦，顴骨突出，膚色曬得微黑。每月，她有2000元收入，除掉房租和寄給弟弟的錢，她和父親靠剩下的七八百元生活。
趙文靜穿着義工送給她的舊衣服，腳上是一雙20元錢的涼鞋。她渾身上下唯一的裝飾品是端午節傳統的“五彩線”，她給父親手上也拴了一根，表示“祈福”。她總自嘲地說，“能把地攤貨穿出大牌的感覺，那纔是真正的大牌。”
這樣的自尊心並非堅不可摧。去年夏天開始，趙文靜爬上公司所在的14樓，從來沒坐過電梯。她拾級而上，在每層樓梯間的垃圾桶中撿拾飲料瓶。“這麼大的姑娘誰會撿廢品啊?”有時有人投來異樣的眼光，她便努力讓自己“面無表情”。腦袋裏只想着，一天賣一元錢，五天就能給父親添個“青椒炒茄子”。
在父親生病之前，趙文靜也和許多同齡人一樣，認爲“父母賺錢我花”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生活的變故來得迅猛，在父親到達瀋陽後不久，趙文靜的母親又因心臟病突發離世。原本希望爲母親分憂的女兒“把所有遺憾都轉化爲對父親加倍的好”。趙文靜念大專時學的是護理，因爲實習時“太苦了”，她下定決心，不再幹這一行。畢業好幾年，這些“丟掉的本事”在照顧父親時又被她找了回來。
一年多來，她不僅學會了修電器、換保險絲，還學會給父親扎針灸、剪頭髮。每月一次，她用膠帶把報紙粘在父親身上，一把普通剪刀，一把斷柄塑料梳——在她手底下，標準的“圓寸”髮型很快誕生。“來，對着鏡頭笑一個!”她雙手托起父親的下巴，貼近父親的頭皮嗅着，“這個洗髮水兒真好聞，不過快用完了”。
趙樹山又笑了，裂開嘴，露出牙齒，可他旋即低落起來，斷斷續續地說：“說不定哪天我就死了，我不怕死，我只想看着你早點成家。”這句話把趙文靜惹火了，“別胡說八道啊，想死可沒那麼容易!”她紅了眼眶，大聲責備父親，拍打着他的脊背。
可直到現在，趙文靜也不理解爲什麼人們認爲她所做的事是“值得敬佩的”。在她看來，贍養父母再平常不過了。這個“成績不咋好”的小姑娘從沒學過什麼“孝順”的大道理，她只是做了最自然不過的事兒。
下大雨，趙樹山會費勁地對女兒吐出三個字，“穿雨鞋”。出趟門，他又咧着有點兒僵硬的嘴叮囑，“帶鑰匙”。趙文靜覺得，擁有父親的惦念，付出再多也值得。事實上，她從未想過把父親送去養老院或是請保姆來照顧，因爲“絕不能讓他覺得自己被拋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