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救助資源的使用與分配，一直是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藉助公共資源、公共力量救人於危難，用得好則是保障老百姓的一道安全網，用不好則淪爲他人謀私利的工具，關乎社會安定與公平。
最近，“窮遊者”孫永的行爲就引發人們關於公共救助資源的深思。孫永求助後被送到救助站，工作人員登記時發現，他在全國一共被救助過234次，主要原因是遊玩把錢花光後無計可施。實際上，此類行爲不在少數，一旦錢財耗盡、出了事故、闖了禁區，往往需要動用大量公共資源才能得到妥善救助。這不僅給自身帶來風險，惡意佔用公共資源的行爲也給社會增加負擔。
救助資源冠以“公共”二字，意味着要爲大家所用、爲公衆服務。出門在外，遇到急難險重之事，求助於公共服務部門、救援組織等，本就無可厚非。但求救分情景、救助有差別，決不能“一刀切”。一方面，因爲不可抗因素動用公共救助資源，如自然災害等，求救與被救都理所應當。另一方面，基於個人不良動機而引致的困境，如不遵守規則闖景區、故意佔便宜等，相關部門雖然也應該予以救助，但不能“一助了之”，被救助者是否需要承擔相應後果、是否要爲自己不良行爲買單，更值得探討。換句話說，公共資源何其寶貴，應該實現效用最大化，那些惡意的佔用、浪費，都該爲之付出代價。
還應該看到，個人道德責任感與文明素養的提升，也極爲關鍵。儘管隨着經濟社會發展，可支配的公共資源越來越多，救助手段也越來越全面，但任何人不能把佔用這些資源視爲當然。如果個人沒有道德感、責任意識和文明素養，那麼再多的公共資源都會被消耗殆盡;如果個人只顧自身的便利而不管公共利益，那麼“公地悲劇”就無法避免。可見，站在“公共”的立場上，無論是資源的使用分配還是個人的言行舉止，都應該用現代文明的尺度來衡量。
更重要的是，公共救助資源不僅是人財物的概念，而且是一套社會救助制度。之所以有人敢胡亂佔有並動用公共救助資源，一方面在於救助機制存在漏洞，另一方面是違規違法的成本低、懲戒的力度小引起的。一名“窮遊者”孫永也好，無數個隻身犯險的人也罷，他們何嘗不是在警示完善救助機制的急迫性?何嘗不是在呼喚公共救助資源使用的規範性建設?何嘗不是在呼籲依法加強對相關行爲的治理?如此，只有進一步完善救助機制、補上短板、規範建設、依法管理，才能讓居心不良者無空可鑽。
有學者指出，國家的現代化，首先是國民的現代化。今天，當我們開啓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徵程時，每個人都是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只有真正做到“人人相善其羣”、涵養公共意識，才能實現“人立而後凡事舉”。那麼，對待提升我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公共資源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