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2011年了，我當時纏着南都公益基金會的項目副總監林紅女士，想要申請一個項目：“環境災難的社會損失”。我的理解是，我們談自然災難，地震啊、海嘯啊、泥石流啊、暴雨颶風啊;我們談社會災難，這個人沒飯吃那個人看不起病第三個人上不起學，經常都會轉化爲社會極爲關注的“公益問題”。
但環境災難引發的社會損失，卻很少有人關心。一個地方因爲過度開發導致缺水，導致當地人生存困難，這是典型的生態災難引發的社會災難。一個地方因爲空氣惡化導致當地人成爲環境難民，進而引發一系列社會動盪，也是環境災難引發的社會災難。
南都公益基金會當時決定支持這個項目，支持我們尋找10個案例來調研。這個項目與隨後一年的另外一家基金會支持的“鄰避運動案例研究”，開啓了我們關注環境災難的一個重要視角：作爲幸運的中國人，我們如何與環境災難共存亡，在一個悲劇的故事裏，上演喜劇的場景。或者在一個喜劇的故事裏，演繹悲劇的內涵。
“環境難民”劇增，首先是因爲污染
十多年前就有人說過，中國的所有人，都是環境難民。很多人不愛聽，很多人不相信。但實際上，情況真的是如此。你越瞭解真相，你越相信這句話充滿真。
“光大國際”近年來介入了垃圾焚燒產業，算是這個行業的領頭羊型的企業，參觀過幾家比較有代表性的焚燒廠，比如蘇州的、常州的和南京的，整個來說，看上去都比較“環境安全”，無論是煙氣治理、爐渣制磚，還是飛灰固化填埋、滲濾液深度治理回用。在蘇州的焚燒廠，有一個現象引發了我們的關注。就是焚燒廠旁邊，“不知不覺”地蓋起了好多新的地產。樓都很高，房子也賣得不錯。和企業負責人張建平討論這個問題，他說，作爲企業，我們也很關注環境風險，我們即使沒太多的污染問題，但畢竟是一個煙氣的重要排放源，我們也不期待旁邊有太多的住戶。但社會的開發浪潮，又哪裏是我們能夠阻擋的?很多建設，稍不留神，就是在一眨眼之間。
這就是經常發生在企業和公衆之間的“博弈”：是你先來的，還是我先來的?如果是企業先來，企業就會振振有詞，說，你明知我已經在這裏，你還跑來，是你自己潛意識已經願意了。既然願意了，又來找茬，那我就只能理解爲“惡意環保”。
公衆當然也不甘示弱，誰先來誰後來不重要。我來的時候開發商也沒告訴我旁邊有你們存在。開發商也覺得自己冤枉，自己是政府的一個招商引資企業，來的時候政府也沒說清楚旁邊的鄰居是誰。
其實，誰先來誰後來不重要。先來的未必有污染權，後來的未必沒有監督污染要求清潔生產的權利。福建省，這幾年大談“海西發展規劃”，於是把寧德、莆田、漳州、廈門這樣的原本天然灘塗，紅樹林保護區，都視爲“開發用地”，建設起了大量的冶煉、化工企業。從發展的角度來說，這些企業似乎都能夠提交比漁業、養殖業更好的財政收益。但從權利侵犯的角度來說，這些企業侵犯了“世世代代居住於此”的漁民們的用海權益、清潔環境權益。更嚴重的是，這些企業顯然還侵犯了海里的魚蝦、溼地裏的鳥類的“棲息地權益”。
於是，爭論由此產生，在公衆和企業談污染時，企業大談的是發展。當公衆和政府談污染時，政府大談的仍舊是發展。好像，爲了發展，就可以不顧一切，就可以剝奪公衆、自然界的其他權益。
城圍污染還是污染圍城?於是，污染型企業和污染型政府，就成了社會衝突的主要啓動源。誰先誰後已經不再重要的是，你在這過程中，犯罪型的項目、嚴重污染型的項目，究竟有什麼理由堂而皇之地屹立不倒?公衆不是不讓企業生存，公衆只是想讓企業依法生存、清潔生存。
可惜，全國各地，處處都是污染企業站在公衆旁邊長年肆無忌憚地違法排放。江蘇的連雲港如此，湖北的武漢鍋頂山是如此，江西的富灘工業園區也是如此。
哪裏有污染，哪裏就有反抗，於是，污染，就成了社會衝突的重要源頭。這時候，企業和政府，誰又有擔責的勇氣和能力?
自然破壞：環境災難更隱形但更可怕
“好空氣保衛俠”團隊，近年來關注中國的空氣治理問題。顯然，以北京爲核心區的京津冀、以上海爲核心區的長三角、以廣州爲核心區的珠三角，越發達，越成爲空氣污染重災區。他們有一個更要命的發現，是這些區域的治理霧霾的能力和意志，總是超出他們的想像——是的，經常不如想像的那麼強大。
但即使這樣，好多人還是會追問這樣的民營環保團隊：你們爲什麼要做這個吃力不討好的事啊?或者說，政府既然都在下決心做了，你們還瞎摻乎個什麼勁兒?因此，這個團隊發起的公衆募捐衆籌項目，總是不那麼容易得到公衆的支持。
公衆享受着霧霾帶來的諸多身心損害，但公衆對有可能在消解霧霾上起一點作用的民間環保團隊，卻仍舊不那麼明確地支持。這是我在中國，看到的一出最有意思的悲喜劇。更可悲的是，空氣啊、水啊、食物啊，離人還比較直接，因此，說起來，還容易講得通。而一旦談到鳥類、森林、溼地、草原，好多人就故意地不理解了。這些東西，有什麼可保護的?
北京這幾年爲了治霾，把大量的農田都改換了用途，變成了林地，三年的時候，要新增林地300萬畝。好多人一談環保，就想種樹，甚至要到草原上、沙漠上、溼地裏去種樹，因此，似乎很多人是對森林保護，有着隱約而明確的認知的。但“森林保護局”團隊，一辦森林破壞的講座，就幾乎沒有人來聽。
中國的國土資源部，好多年前，出臺了一個“佔補平衡”的法律。這個法律是鼓勵城市的政府，在開發需要侵佔農業耕地時，到開發價格不高的農村，去“調劑土地”，以實現“佔用農地與補償農地的平衡”。這個本質上是城市掠奪農村，住宅掠奪生態的行徑，被美化爲“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如果你挨個去查閱記錄，尋找土地的獲得路徑，你就會發現，這個政策正在成爲中國森林破壞、灘塗破壞的最大策動源。
因爲最可怕的是，整個開發與調劑行爲，可在“全省範圍內”開展。尤爲強悍的是，城市裏開發一畝，至少要到山區、海邊新增好幾畝以“保障土地質量”。以浙江爲例，杭州政府要開發自己本城的農田，可以到麗水、衢州去“購買平衡的土地”。可中國哪裏還可能有新的土地增長區?辦法只有兩個，要麼填海，要麼挖山。於是，杭州周邊的上好農田被大量蓋房。麗水山區的林地被大量毀壞，或者溫州的灘塗被大量填平。
這樣的“佔補平衡”，每年毀壞掉多少灘塗、溼地?每年毀壞掉多少天然林地?沒有人去統計。大家都不把這樣的破壞，當成生態破壞。
好吧，城市每天消費了多少鳥類?且不說餐桌上吃掉的，光說籠養鳥的生態損害。中國絕大多數籠養鳥類，都來自野外捕捉。運到城市賣出一隻，至少有幾十只在捕捉和販賣的路上死亡。這時候，還有人問，你們保護鳥類，究竟有什麼樣的價值?有人非要迎面去回答，說，比如保護蒙古百靈，可以遏制草原蝗蟲成災。這樣就保護了草原的生產力，保護了牛羊。比如城市裏保護好天然鳥類，園林作物就不需要噴農藥，這樣居民也就安全了。但大家仍舊不相信，仍舊覺得環保組織的作爲沒有什麼必要。
我們的生態環境，就是在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萎縮中，慢慢地越來越惡化。這邊污染物的排放大量增加，那邊，能降解污染物的天然生態系統在日益減少，於是，人類自身，必然要成爲污染物的最好處理廠。武漢就是這樣啊，這個千湖之市，爲了所謂的開發，大量填平湖泊，於是，武漢越來越熱，武漢越來越幹，武漢一遇暴雨就成災成海，武漢的空氣質量越來越糟糕。
社會動盪：環境災難是最大的引擎
一直在問朋友們一個問題，農村與城市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答案有好多。
如果從生態的角度，答案只有一個，就是農村的生態含量高，城市的生態含量低。
也就是說，城市正在成爲中國生態風險最高的區域。過去我們說的生態災難區域，洪水啊、沙漠、大風啊，其實，已經遠不如城市的生態災難來得嚴重。
首先，城市是一個沒有土壤的地方。而土壤，是生態系統最強大的轉化器，比河流和空氣都要豐富強大得多。一切污染物都可能在土壤裏得到轉化，在水、陽光、空氣、昆蟲、微生物、腐殖酸等的幫助下，土壤每天都在幫助人類默默地降低着無數的污染物，同時生產出強大的天然生態系統，讓大地富有生機。
可惜，土壤被城市的水泥、鋼鐵、瀝青牢牢地遮蓋住了，永無出頭之日。一下雨就成災、淹死車輛和人員無數;一颳風就倒樹，砸倒路邊行人;一出太陽就燥熱無窮，讓空調的負荷猛增。人們生活在城市裏，是爲了享用生活;而每天的真實過程，卻是在無處不受罪。
城市人更可怕的是爲了降解這些“城市病”，開發出了大量的違逆自然、背叛天性的發明。這些發明讓人類永遠不要與陽光、風沙、雨水、昆蟲、鳥類來往，聰明地讓人類保持在恆溫恆溫的環境裏，吃着季節顛倒的食物，以及含有大量毒物的小吃。其結果，城市越爲了人類的安全，城市的人越不安全。
資源最爲富足的城市，擰開龍頭就有水，打個電話就有吃的，發封郵件就能掙錢，開張發票就能報銷的城市，已經成爲人類生態最不安全、生態災難最頻繁發生的區域。
人的生態含量越低，對生態就越抱有敵意。自然缺失症直接帶來的後果是自然破壞狂。城市人很少珍惜被自己的消費所殘害的自然萬物。原因一是沒有直接的關聯，因此沒有感受。二是因爲對自然的體驗缺乏之後，心性會變得比較冷漠。
這可能是城市面臨的最大問題。城市的自然生態系統本來就嚴重匱乏，如果我們的公園仍舊在清除雜草，如果我們的道路仍舊低於兩邊的“公園水面”，如果我們的住宅旁邊仍舊有大量的工廠任性生存，那麼，城市必將是永遠的環境災難發生地。
改善的辦法當然也是有的。能想出來的就是三條，一是改變城市中心主義爲農村中心主義，把醫療、教育、文化、服務等資源下沉到各村莊。二是儘量保存城市稀缺的天然生態系統，已經人工化的儘量重新天然化，比如河道去掉底部的水泥，比如公園裏多修建小保護區。三是充分讓所有的公衆、所有的民營環保組織，能夠自由地、安全地參與到城市的發展規劃中，讓公衆的智慧幫助城市宜居起來。
否則，所有的環境災難，都會轉化爲社會災難。
轉化的通道估計有兩個，一是大泄露、大爆炸、大污染導致的公衆情緒失控，進而引發重大的社會衝突。二是，持續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災難，導致當地公衆的身體健康嚴重下降，心靈健康嚴重受損，引發一些雖然是個體化的但很殘酷的公衆之間的殘殺、自虐、無目的仇殺、易燃易爆型精神疾病等。
其實，放眼周邊，環境災難引發的社會災難，每天都在發生。沒建的項目，公衆要商量，不行，於是引發了流血衝突。政府不是反躬自省，而是大量迫害公衆。已經污染的項目，公衆要維權，不行，於是引發了流血衝突。政府不是自我糾錯，而是擺出警察部隊，更嚴厲地迫害;企業不是趕緊停產整頓，而是加大馬力，更猛烈地污染。一說生態破壞，就說是特例。一要保護天然環境，就說是爲了發展。好像爲了發展，可以爲所欲爲。好像掙了幾塊錢，就能爲所欲爲。環保志願者一質疑，就說環保志願者是綠色特務，是賣國求榮。這種處處把環保當敵人的生態破壞型城市，在中國幾乎無處不在。
在這時候，我們才發現，城市，沒有讓人生活得更美好，城市在掠奪鄉村的生態，鄉村在向城市拼命地靠攏和輸送所有的精華，於是，整個社會，時時處在崩潰的邊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