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塑料袋仍在普遍使用
記者調研發現，免費塑料袋仍在多種生活場景大量使用，以個體商家爲主的農貿市場、批發市場是“重災區”。
在長春，記者在一些生鮮市場和小型超市發現，“限塑令”明令禁止的超薄塑料袋也在廣泛使用。一位蔬菜經營者告訴記者，這類袋子雖然輕薄，但是承重性好，基本上是消費者的“剛需”，拿回家還可以當垃圾袋使用。
事實上，免費提供塑料袋對於商家而言是有成本的。“我這個10多平方米的小攤，一年塑料袋的成本就有上萬元。”長沙一位攤主告訴記者。記者粗略地算了一筆賬：按8元每包計算，每包80個塑料袋，僅這個攤位一年就得用掉10萬個塑料袋。
既然有成本，爲何不收費?各地多位攤販一致表示，提供免費塑料袋是小本生意的“標配”。“不免費提供，人家很可能就不買你東西，總不能爲一兩毛錢的塑料袋黃了生意吧?”一位攤販說。
收費對需求的調節作用弱化
與農貿市場大量使用免費塑料袋不同，各地大型超市大都能嚴格落實“限塑令”，執行塑料袋收費政策。雖然收費能夠減少使用量，但很多消費者，尤其是年輕人對塑料袋的價格並不敏感。
在深圳市羅湖區的一家大型連鎖超市，多數顧客在結賬時都選擇購買塑料袋。記者在超市遇到了25歲的上班族蔣先生。“現在出門連錢包都不帶了，誰還會帶個購物袋?”一手提一個塑料袋的他說，自帶購物袋很麻煩，塑料袋方便，大袋三角、小袋兩角也不貴。
是否塑料袋收費太低，導致價格對供需的調節作用不夠明顯?在羅湖區另一家主營進口食品的高端超市，收銀員陳曉玲告訴記者，這裏的塑料袋最便宜的1.2元一個，屬於可降解的環保塑料袋，價格偏貴並未影響顧客的購買“熱情”。
新興消費方式成“限塑令”新盲區
近年來，外賣業呈現出井噴式發展，用手機點外賣成爲新消費方式，而商家在外賣配送時通常會使用超薄塑料袋包裝，塑料袋的消耗也成了一個天文數字。
在上海市徐彙區靠近一家三甲醫院的餐飲一條街，街上餐館的外賣產品中，很多都是裝在超薄塑料袋裏配送的。一家餐飲店老闆直言，各個外賣軟件公司經常向商家贈送塑料袋，如果青黃不接，就用超薄塑料袋對付一下。
一位基層監管人員說，“互聯網+”的消費場景往往是商家與消費者直接“點對點”，具有一定程度的隱蔽性，這給監管帶來了新的難題。
與網絡購物相配套的快遞業，也是消耗塑料袋的“大戶”。2016年度中國快遞領域綠色包裝發展現狀及趨勢報告顯示，2015年我國快遞業共消耗了82.6億個塑料袋。
九年效能不彰，誰在“拖後腿”
“限塑”出臺九年限不住，一些地區“禁塑”效果差，背後原因何在?
政策效能不足，處罰威懾低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限塑令”涉及的部門包括髮改委、質監、工商、環衛、環保、科技、財政、稅務等。然而，記者在多地聯繫監管部門採訪時發現，不少基層部門對本部門是否負有相關監管職責並不清楚，安排執法計劃進行定期監管的更是少之又少。一些部門直言：“我們還有這工作?”“不歸我們管!”
在2015年起正式實施“禁塑令”的吉林，記者採訪瞭解到，“禁塑令”處罰力度偏低，對企業和個人分別處以最高3萬元和最高200元的罰款，遠低於違法收益。
長春一位批發市場管理人員說，執法成本過高也是一大問題：“查處一個使用不合格塑料袋的攤販，罰款200元也要層層上報，僅案卷就要做十幾頁，執法人手有限，市場攤販衆多，根本罰不過來，只能法不責衆。”
採訪中，記者還發現，不同地區之間監管力度不均衡並缺乏監管協作機制，刺激超薄塑料購物袋、非環保塑料袋在一些監管較鬆的地區生產，再流向生產環節監管嚴格的地區使用，對後者的監管工作造成衝擊。
垃圾分類“腸梗阻”致塑料袋難降解、難資源化
因價格、技術等原因，能實現全降解的環保新材料塑料袋市場拓展困難。垃圾分類回收再利用體系尚待建立的現狀，導致不可降解塑料袋難以資源化利用，而全降解塑料袋也難降解。
業內人士說，符合國標的不可降解塑料袋進貨價高於超薄塑料購物袋3～5倍，小規模經營者已很難承受，而全降解塑料袋價格又比普通塑料袋貴上好幾倍，即使是大型商家，也很難全部改成全降解塑料袋。
真正限塑關鍵是出實招
對於目前國家層面的“限塑令”和一些地方的“禁塑令”等地方性法規，應加強具體條款的指向性，提高處理力度，明確執法流程，形成中央+地方的完善法律法規支撐體系。而當下的“限塑令”“禁塑令”還應配套相應保障制度，如增加激勵手段和產業政策，鼓勵企業生產符合規定的塑料袋，對環保塑料袋或其他塑料袋的替代品增加激勵政策，讓相關政策法規深入塑料製品產銷的每個環節。
公衆對不合格塑料製品的使用危害缺乏足夠認識，是記者採訪時最明顯的感受。一些地方主管部門負責人建議，應開展多層次的公衆知識普及宣傳，讓公衆瞭解使用不合格塑料製品的危害。商家、行業協會等各方也應積極參與到社會共治中來，承擔相應社會責任。同時，相關部門應加強動態監管執法力度，簡化執法流程，讓及時懲處與積極引導共同發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