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不曾想,我們日常的輸液,並非那般美好,在國外僅是最後的治療手段,在我們這卻成爲最常態的治療手段。一個“吊瓶森林”的詞彙,用來形容眼下的現狀恰如其分。輸液見效快不可否認,但“是藥三分毒”的道理人盡皆知,且輸液是一種“入侵血液”式的治療方法,其負面效果在國外早有論斷,即可能讓人產生“用藥抗體”,最後導致“無藥可救”。如此後果,不可謂不嚴重,爭議早已存在,外國就醫時達成的“能吃藥不打針,能打針不輸液”共識也被我們熟知,可緣何在操作中未能對接呢?
答案不難詮釋,一者,來源於輸液“看得見的效果”,讓公衆陷入一個誤區,以爲輸液猶如靈丹妙藥;二者,則是醫院、醫生、醫藥代表的利益合謀,背後的利益鏈顯而易見,和打針吃藥相比,輸液能賺取的利潤是最大的,在“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下,在“以藥養醫”的現實尷尬下,過度治療便會成爲一種常態。而與此同時,公衆則成爲最大的受害者。公開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輸液市場容量在100億瓶(袋)以上,相當於13億人口每人輸了8瓶液,遠高於國際上人均2.5至3.3瓶的水平。
醫院和醫生,本來是最該有“道德血液”的場所和職業,因爲其與每個人的生命息息相關,任何的失誤都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可遺憾的是,“過度輸液”背後,卻再次讓醫德褪色。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發佈的《2009年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報告》顯示,2009年藥品不良反應報告的劑型分佈以注射劑爲主,佔59%,嚴重的藥品不良反應報告的劑型分佈也以注射劑爲主,佔79.16%。而主要的注射方式就是靜脈滴注(輸液)。當輸液本身便存在極大“不良反應”的情況下,各大醫院還經常見到迷戀“輸液治療”的醫生,這的確是在拿患者的生命開玩笑。
不過,道德血液的形成,從來都不是靠道德自律形成的。企業家、商人、教師等職業道德的形成,靠的從來都是制度監管,這種制度,既包括職業道德規範,也包括法律制度規範。如在一些國家,醫生一旦輸液量過高,立即會有人約談,要求醫生給出合理解釋;此外,醫療保險機構也會介入調查,一旦醫生不能作出符合醫療原則的解釋,該醫生很可能面臨吊銷醫療執照的窘境。正是這樣嚴格的制度監管,才讓醫生們有了“道德血液”,在行醫時更多考慮的是安全原則而不是經濟原則。
沒有道德血液的醫療環境,每個人都是潛在的受害者。因而,從職業道德上講,對於包括輸液在內的各種醫療問題,都應該進行醫學的評估,剔除其中“過度與不合理”的成分,只留下“必須與合理”的成分。而從現實操作來說,要擺脫“吊瓶森林”,一方面要改變醫院本身的創收機制,另一方面還要改變公衆的看病習慣。唯有如此,公衆的生命與健康,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