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期開學之初，上海市初中生接連跳樓自殺的消息讓聞者唏噓不已：2月14日，15歲初二學生盧某的屍體在上海市某小區的草叢中被發現;2月15日，年僅14歲的上海市初一學生趙某某從小區高層跳下身亡;2月16日一名初二學生從學校5樓跳下，經救治已暫無生命危險。
悲劇發生後，記者到上海探訪悲劇的見證者和相關專家，試圖瞭解這幾個初中生極端行爲背後的教育困境。
根據《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4)》顯示，2013年媒體上關於中小學生自殺的報道共計79例，其中自殺率從小學六年級開始攀升，初中最高，高中次之。
記者用百度搜索“中學生自殺”，截至3月22日11：00，顯示有490萬條搜索結果。
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曾發佈的《中學生自殺現象調查分析報告》更讓人心頭一顫——5箇中學生中就有1人曾考慮過自殺，佔樣本總數的20.4%，而爲自殺做過計劃的佔6.5%。據悉，全國13個省約1.5萬名學生參與了調查。
“驚濤駭浪”的青春期他們爲什麼會這樣?
上海市中學教師、心理諮詢師餘舟認爲，處於青春期的初中生覺得自己已長大，對自己的爲人處世能力有了很大期待，會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但實際上他們還不夠成熟，一旦自己的表現讓別人失望，就會擔心別人對自己的看法，而有孩子會把這種擔憂無限放大，卻又無法排遣，最後就會把自己壓垮。
在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專家、研究員孫雲曉看來，青春期是個心理和生理鉅變的“驚濤駭浪期”，這時候的孩子矛盾多又封閉，尤其當這種內部的變化與外部環境發生衝突時易引發極端行爲，“外部環境主要是指人際關係，包括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伴關係。比如同伴的欺凌，老師的幾句尖刻的話等都有可能引發危機，但最致命的衝突還是親子關係，如果說父母不能理解他，甚至誤解、打擊他，這或許會成爲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組織的調查，83.6%的中學生家長要求孩子考到班級前15名，小學家長的期望更高。“在當前社會轉型的變化時代，個體焦慮與社會焦慮並存且相互影響。中小學生與家長都在焦慮，其中孩子的學習狀況及其成績可能會成爲加劇家庭焦慮與緊張的導火線。”華東師範大學國家教育宏觀政策研究院副院長、教育學系教授朱益明說。
此外，朱益明認爲當前中小學生自殺事件增多也在於當代青少年對生命及其價值的認知不成熟，“一方面中小學生越來越有自我存在感，但另一方面他們對於生命的真正意義並不清晰，在面對學習壓力、生活壓力或外部批評時感覺不到自我及其價值，會試圖通過自殺來進行‘對抗’或實現‘解放’”。
生命無意義的沼澤
“大量的統計數據及經驗觀察表明，許多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都有過自殺的念頭。自殺不是一個病態現象，而是一個很普通的現象。”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授石中英認爲，“不管引發自殺者採取自殺行爲的具體社會事件是什麼，也不管自殺者屬於哪種人格類型，真正直接引發自殺者在某一時刻下定決心結束自己生命的，是人生意義的匱乏感。”
正如奧地利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所言，我要大膽地說，這世界上並沒有什麼東西能幫助人在最壞的情況中還能活下去，除非他認識到他的生命有意義。
然而，遺憾的是不少父母卻在無意識地剝奪這種意義感。“一方面，如今的父母會盡力滿足孩子的一切需求，需要他們自己努力去爭取的東西反而變少了，他們那種獲得感淡了，更多的是空虛;另一方面，青春期的孩子在這一時期會開始對人生有很多思考，但又對自己的追求很恍惚，如果周圍的人把學習、找個好工作這樣簡單的人生模式強加給他們時，他們覺得這並不是我想要的，就會質疑自己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餘舟說。
“人的現實生活是受某些價值目標指引的，去追求學歷、財產、名譽、友誼等某些有價之物。而人生的意義是對人生價值合理性進行反思與體驗，如爲什麼要考大學、工作等。當這種反思得到的是種否定性的體驗時，就會產生‘無意義’‘荒謬’等感覺。”石中英指出，當前中國社會正在轉型中，由於信仰的缺失、狹隘功利主義、個人主義的盛行等原因，傳統的價值合理性正在被消解乃至喪失。“比如處於‘原子化’的社會中，年輕一代更多感覺到的是孤獨、空虛、無聊等，常看不到自己與他人的聯繫，只在乎自己的感受，這也是自殺者的一個共性，他們意識不到自殺行爲會剝奪父母一輩子的幸福，整個社會爲他付出的愛都被帶走了”。
朱益明表示，“在現今高速發展和物質富足的時代，年輕一代的心理和精神狀態已發生很大改變。他們不再擔憂溫飽問題，而是要求有更多的生命獲得感和意義感，以工具性爲目的的教育、純粹的知識灌輸和技能學習已不能滿足這種需求。”此外，社會的氛圍也缺乏對生命的敬畏，如影視、文學作品、網絡遊戲等對死亡的渲染以及社會暴力事件的頻發等，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學生對生命存在的認知。
經得起風雨的生命教育
“我是誰?”“我爲什麼活着?”“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在餘舟以往接觸過的中學生諮詢案例中，她發現這些對生命發問的聲音已悄然在青春期的孩子心中叩響，“然而關鍵是我們的生命教育是否足夠強大，強大到能幫助孩子抵抗這些質疑、空虛、挫折等，讓他們明白這些都是可以解決的，生命纔是最重要的”。
對此，石中英建議針對當前中學生，特別是獨生子女佔主體的學生羣體，進行生命價值觀的教育，“許許多多的青少年學生在成長路上都會或多或少遇到生命的意義匱乏感，我們需要幫助他們不斷重置他們人生的價值座標，幫助他們明白活着的價值依據是什麼，增強他們內心的安全感”。
此外，他認爲不同的生命價值依據帶來的意義體驗和抗打擊能力不同，生命的價值依據應努力提升到較高的層次。“現在的問題在於關注具體的東西太多，關注超越性的東西太少，理想教育和生命價值觀教育被社會、媒體的庸俗價值取向淹沒了。但若一代人缺乏真誠的信仰、高尚的理想、遠大的追求和嚴肅的社會責任感，只是活在一個原子化的、物質的、當下的、感官的以及衝突的自我當中，他們怎麼有勇氣和智慧面對人生隨處可見的困難與挫折?”石中英說。
“社會是殘酷的，不是說努力就一定會有回報。”朱益明表示，“我們所處的大環境在變化，我們教育的觀念也應當從原來的‘學習改變命運’向‘豐盈生命’轉變，簡單粗暴的批評式教育方式已不合適，應給予孩子更多的平等和尊重，讓他們從中有更多的參與感、體驗感、幸福感與獲得感。”
除了學校教育，孫雲曉認爲家長也有責任去了解自己的孩子，認識到自己孩子與別人不一樣，“對10歲以前的孩子可以嚴格要求，對待10歲以上孩子的首要原則就是理解和尊重，多陪伴溝通，與孩子一起成長”。
“生命教育也不僅是家長和學校的事，而是整個社會的責任。”餘舟說，“我們好幾年的教育，也不一定能抗衡孩子們在日常生活中，如影視、文學、網遊中，耳濡目染的對待生命的方式，所以經得起風雨的生命教育需要社會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