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級診療所分的‘級’不是指水平的高低，而是在大醫療體系中其中一種分工角色罷了。我們不能以三級醫院的標準來要求基層衛生醫療機構做同樣的事。”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衛計委黨委書記方來英在3月12日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分組討論的間歇接受了《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就北京市推行醫改以及分級診療的做法和經驗回答了記者提問。
“醫改”“分級診療”“家庭醫生”等詞語每年都是兩會代表委員們關注的重點，今年醫藥衛生界的全國委員繼續熱烈地討論分級診療。“小病在社區，大病去醫院，康復回社區”是推行分級診療時有關部門希望最終達成的願望，但目前大多數基層醫院依然面臨人才供應不足，特別是全科醫生數量不足，患者人數較少，門可羅雀的尷尬處境。
“北京的情況還是不錯的。”方來英告訴記者，目前北京市的門診量有30%在基層醫療機構，去年社區門診量增加了17%，這是很大的發展，也就是說北京地區的大部分基層醫療機構並非“門可羅雀”。方來英表示，之所以有人對“分級診療”中的基層醫療機構存在偏見，一方面是現實中機構建設的確有不到位的情況，另一方面是人們對“分級”中的“級”理解存在偏差，“分級不是水平的高低，而是分工的不同。”
方來英表示，與區域中心醫院（俗稱“大醫院”）不同，基層衛生機構所承擔的很大一部分職能是社會心理學範疇之內的，“比如有高血壓患者早上起牀後突覺頭痛，家庭醫生會仔細詢問並檢查之後爲病人進行心理上的疏導，是不是昨天睡晚了，或者跟老伴吵架了等其他因素，而不是病理上進一步的病變，這是基層醫療機構的職責，爲羣衆提供全生命週期的一整套服務。”方來英表示，這當然也包括在臨牀醫學的大體系當中，而這些並不是區域中心醫院的職責範圍，也就是說，二者的分工有明顯區別，並不重疊。“讓三級醫院來辦基層衛生機構，倒不一定能辦好。”方來英說。
曾有全國政協委員在本次會議上將區域中心醫院比作“大兵團”作戰，而基層衛生機構的特點則是“機動靈活”的小部隊，二者應當互補，互相都不可取代對方。方來英則對此有不同看法：“我覺得區域中心醫院和基層醫院其實都是大兵團的一部分，關鍵在於其角色不同，分工不同。”對於北京市區域中心醫院的“爆滿”情況，方來英認爲一部分也符合“分級診療”的規律，“30%的病人是從外省市來京求醫的，其肯定也是經過了一系列從低到高層級上的轉診，纔來到大醫院的，這符合分級診療的規律。”方來英說。
“醫聯體”是這一輪醫改以來另一個熱門詞彙。所謂“醫聯體”是指一兩家區域中心醫院（俗稱“大醫院”）聯合其他規模較大的合作醫院以及一干基層衛生醫療機構構成的聯合體，以期在某區域內實現不同層級醫院之間的資源對接和共享。“北京地區的醫聯體和全國其他地方還是不太一樣。”方來英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構建醫聯體的主導者是政府，也就是說北京地區的各醫聯體的構成並不是區域中心醫院與基層醫療機構之間的“自由戀愛”，而是政府給公立醫院下達的任務，因爲公立醫院的投資方和管理者是政府。“醫聯體是由政府來平衡某一區域內的醫療資源，構造完整的醫療服務體系有效地服務百姓，而不是爲了經濟利益。如果爲了掙錢，那就將所有公立醫院都民營化好了。”方來英說。
在3月9日的“代表通道”上，來自北京、天津和河北的三位政府官員都被問到了與京津冀協同發展有關的問題，其中就包括北京和天津兩地的醫療資源向河北擴散和傳播的問題。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長袁桐利在答記者問時說：“河北三百多家醫院與北京和天津建立合作關係，我們將在服務對接京津當中加快發展自己。”
關於北京市的醫療資源參與京津冀協同發展，方來英表示，應將醫療資源分爲兩部分：首先是科技創新，以3D打印爲代表的科技進步可使肢體傷殘等病人獲得佳音，這是京津冀三地在醫療資源上可協同的一個點；此外便是解決常見病和多發病的醫療資源，這部分應當屬地化配置。“在醫療上的三地協同發展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政府需要考慮根據三地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和狀況配置契合的醫療資源。”方來英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