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讀碩士研究生的盛珍珍，上週收到了4封來自上海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官方微博的私信。
第一封是12月1日的空氣質量重度污染預警;在次日的第二封信裏，市教委要求在校學生一律停止戶外活動;第三封是5日的霾橙色預警，此時的空氣質量指數(AQI)達235，爲重度污染;這個數字在接下來一天的私信裏猛然攀至458。但其實即便不打開這些私信，盛珍珍也能從窗外霧濛濛的景象和喉嚨的不適中，真切地感知灰霾的降臨。
那些令盛珍珍喉嚨極其難受的空氣，會帶來怎樣的健康影響?在英國的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上發佈的《2010年全球疾病負擔評估》提出，2010年空氣污染在中國導致許多人過早死亡。美國健康影響研究所歷時5年，對全球最大的集成數據庫進行分析，完成了這份全球所有主要健康風險的系統分析報告。
另一個令人心驚的數據出自世界銀行在2007年發佈的《中國環境污染損失》。這份報告稱，每年中國因污染導致的經濟損失達1000億美元，佔GDP的5.8%。撰寫報告的中外專家聯合研究小組，根據中國的特殊國情，創建了一種環境代價模型。
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王玉慶也曾表示，環境損失佔中國GDP的比重可能達到5%至6%。他說，我國每年造成的環境污染損失包括兩類：一類是財產性損失，如企業的污水處理成本、農漁業的收成損失，包括部分生態損失。另一類是健康損失，這類損失計算起來更困難。
“感覺自己像一條污水河裏的魚”
在最近一個月的時間裏，盛珍珍起牀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機裏的空氣質量指數應用程序。如果上海的空氣質量指數在100以下，她就會繼續9個月前養成的夜跑習慣。
以前，盛珍珍一週能跑4次，但最近的一週，“能跑一次就不錯了”。12月4日，她在學校的田徑場裏跑了一個小時，“跑完步一抹臉上全是顆粒物”。
盛珍珍喉嚨的痛感也隨着灰霾的輕重顯著變化着，她感覺最嚴重的一次是在6日，“喉嚨有異物感，偶爾會咳”。“站在教學樓下卻看不到樓頂，有些開着門的教室室內都是霧濛濛的”。據上海市環境監測中心監測，6日的空氣質量指數局部已超過500，爲一週之最。
一直帶着傳統口罩的盛珍珍趕緊上網訂了防PM2.5的專業口罩，“現在淘寶都賣斷貨了，1號商城的價格每天都在漲，就一晚上的功夫，有一家從10個49元漲到了110元。”
盛珍珍的寢室在4樓，她說她再也不敢站在露天陽臺上眺望了。相比於盛珍珍的“驚慌失措”，在北京生活了5年的上班族孟凡業，顯得有些“處變不驚”。“以前是數灰霾天，現在是數藍天。”日復一日的灰霾讓孟凡業學會“適應”。
孟凡業也住在4樓，在位於北京東北五環外的家裏，被防盜窗分割開的窗外景象讓這位精力旺盛的85後小夥子提不起什麼興趣。在灰霾迷城的日子，對面相距30米的紅色樓房都會“消失”。他說，偶爾碰到一次藍天會“大口呼吸”，彷彿“溺水之人浮出水面”。
孟凡業現在口罩不離身。每天早上8：30出門，戴着口罩乘一個小時公交車來到公司，開始了一天對着電腦的工作，中午12:00出門吃飯，礙於和同事一起，他會把口罩揣在兜裏，“忍受一小時壞空氣”。工作之餘，他偶爾看看窗外的天，但大多時候都免不了失望——他看到的只是不同程度的灰色而已。下午6：30他戴着口罩下班去吃飯，晚上8：00繼續戴着口罩坐一小時的公交車回家。
喜歡運動的他以前每週都會和朋友打一兩次籃球，週末時常逛逛公園。但現在他不敢了，“鍛鍊傷肺，不鍛鍊傷身”，在灰霾籠罩的日子裏，許多熱愛室外運動的人都會陷入這樣的矛盾中。從前不肯在家裏多待一秒的孟凡業現在變得越來越“宅”，以前無聊的時候在外面看風景，現在無聊的時候在家裏看電影。上一次打籃球還是在4個月之前，孟凡業明顯感覺身體素質不像時常鍛鍊時的樣子了。
去年夏天公司組織體檢時，孟凡業的同事裏“10個人有8個查出來有慢性咽炎”。他們總是感覺“嗓子裏有痰，但又咳不乾淨”。孟凡業說，那些附着着污染物的顆粒，“伴隨每一次呼吸，到你的肺裏，進入你的身體，你會感覺自己像一條污水河裏的魚。”
老家在青島的孟凡業曾想過要辭職，離開北京。“我想好好活着，就這麼簡單。”他頓了頓說，“土地、空氣、水、食物這是最基本的，工作只是謀生手段。”按照孟凡業的計劃，如果30歲之後事業能小有所成就換一個理想的城市;如果不行就回老家。
空氣污染的健康代價
在辭職這件事上，鍾峪做得更徹底。她目前是一家環保組織裏PM2.5項目的志願者。因爲北京灰霾瀰漫，她放棄工作回到了雲南老家，成爲一名自由職業者。
鍾峪更爲人所知的“事蹟”是在2012年北京國際馬拉松賽時，戴上“機器肺”(PM2.5個體採樣器)，用6個多小時跑完42公里，隨後將樣本送去檢測。鍾峪說，她這樣做就是想看看，一個普通市民一天會吸進多少PM2.5。
檢測的結果很讓人無奈：馬拉松當天，鍾峪呼吸的空氣中PM2.5濃度爲每立方米152.7微克，超過國家標準近五倍。鍾峪說，壞空氣比傷身更嚴重的是傷心。在今年1月份的“灰霾事件”中，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環境與經濟研究所教授張世秋和他的團隊進行了有針對性的研究。灰霾除了增加了人們患病的風險和加重交通負擔以外，也影響了人們的心情，甚至誘發心理疾病。
一直致力於環境流行病學研究的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闞海東表示，目前已經有確鑿的證據表明，空氣污染會加重心腦血管和呼吸系統的疾病。而此前被熱議的“空氣污染導致生殖系統危害”，根據美國環保署綜合評價的結果，只能說兩者有相關性，要證明因果關係還需要更多的研究。
環保部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王建生表示，單純從機理上來講，顆粒物上附着的有機物、重金屬等隨着呼吸進入體內，會在一定程度上干擾內分泌系統。
大量的流行病學研究已證實細顆粒物污染與居民死亡率和發病率之間的正相關關係。以今年1月的灰霾事件爲例，全國27個城市都有因灰霾導致醫院門/急診人數激增的報道，看病人數增加比例從10%到150%不等，並且就診人羣主要爲兒童和老人。
在因灰霾而生病的案例中，一類是高濃度污染物造成相對敏感人羣的急性症狀或疾病;另一類是導致呼吸道和心腦血管慢性病的急性發作。對於有基礎性疾病的人羣來說，灰霾彷彿撥快了他們生命的時鐘。
如果將人們付出的健康成本貨幣化，那將是一個不容被忽視的體量。張世秋教授團隊的調查顯示，1月灰霾造成全國交通和健康的直接經濟損失保守估計約230億元，其中損失最大的省市主要分佈在東部和京津冀區域;灰霾事件中急/門診的健康終端的經濟損失佔總直接損失的98%。
闞海東教授介紹，目前估算人類付出的健康成本，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提前死亡造成的社會經濟損失;另一個是超額就診帶來的醫療費用的額外支出。
“通俗地講，一是超額就診引起的包括診療費用、藥費、缺勤造成的損失，二是由於過早死亡導致的生產力損失。”王建生補充道。
除了健康成本，灰霾還造成了更爲直接的經濟損失。在張世秋團隊的研究中，2013年1月期間因灰霾原因共計發生交通事故965起，造成36人死亡，232人受傷，社會經濟損失爲2753~7935萬元。由於灰霾事件造成的航班直接經濟損失爲2.7億元，相當於2010年全國航空業通用航空收入總額的64%。灰霾事件導致高速封路收費損失總額約爲1.88億元。
此前由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勞動衛生與環境衛生學系潘小川牽頭，開展了PM2.5的健康危害和經濟損失評估研究。研究的結果從報告的名字中能更直觀的感受到——《危險的呼吸》。
導致疾病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以遺傳爲主的生物學因素;二是涉及經濟、行爲習慣的社會學因素;第三則是環境因素。“儘管總疾病負擔中歸因於環境因素的比例只有20%，但在絕對值上仍然非常巨大。”王建生提醒，環境污染健康損害具有影響範圍大、危害嚴重、作用時間持久的特點，而且具有非常強的隱蔽性。“像土壤污染，幾十年得不到恢復，有些有機物上百年才能降解。”而且環境污染的危害巨大，有致癌、致不孕不育、致出生缺陷的危險。此外，更令人擔心的是，環境污染的隱蔽性很強，“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健康是在不知不覺、日積月累中受到侵蝕的，環境污染導致的健康危害往往10多年以後才能通過人羣患病率提高的形式顯現出來。”
治理之路在何方
孟凡業還記得，在他初到北京時，正值2008年奧運會，藍色的天空與全民高漲的奧運熱情一樣令人振奮。他腦中保存着彼時北京藍天白雲的清晰畫面。但這幅圖景需要強有力的財政支持。公開資料顯示，爲實現奧運期間空氣質量達標的承諾，中國政府對公共交通、廢物處理、綠色植被等20個關鍵環境領域進行了治理，綜合投入高達170億美元，接近北京市當年財政收入的70%。2008年，北京的藍天天數從2000年的少於180天增加到274天。
時隔5年，如今的環境治理卻面臨着研究不足和缺乏政策支持的雙重窘境。
闞海東說，“中國的基礎性數據不足，無法做到全面、客觀、公正的空氣污染疾病負擔研究。因爲關於霾的研究是最近一兩年纔開始的，而基礎性數據的採集可能需要10~15年的時間。”
王建生提供的數字也證明了研究之路任重而道遠。儘管我國已將PM2.5納入常規監測範圍，但現在仍然無法做到所有監測站點的設備全覆蓋。“目前只有163個城市的884個站點能夠按照新的國家標準發佈大氣監測結果。”
在王建生看來，系統的治理政策和良好的機制建立更爲急迫。“2008年，環保部成立時，在‘三定’方案裏並沒有將環境健康的管理納入職能當中。後來在機構設置中，科技標準司下設了‘半個健康處’。”之所以叫“半個處”，王建生解釋說，是因爲這個“處”負責環境健康管理和氣候變化兩方面，而負責前者的人事配置只有一人，“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環境健康問題在環保工作中所處的位置。”
據他介紹，在韓國，環保部下設環境健康司，並頒佈了《環境與健康法》;美國、日本的環保部門有多個副司局級的單位負責環境健康工作。
王建生強調，環境與健康問題是一項跨領域的綜合性工作，涉及相關部門較多，部門間協作應對必需責、權、利分明。但現狀是，2007年剛剛頒佈的由18個部委局共同簽署的《國家環境與健康行動計劃(2007～2015)》面臨政策協調的尷尬情景。王建生說，既然叫“國家行動計劃”，本應有兩個含義：一是要解決各部委職能交叉或空白造成的現有問題無人管、管不好現象，形成統一行動態勢;二是要有落實措施，即各部門不僅要在機構“三定”職能內有所作爲，而且要在面對環境與健康這一“新問題”時形成配套的協調行動。但是，在這樣服務國家全局利益、需要相關部門形成新的配合格局的文件中，相關部門卻都是在原有職能內各司其職，缺乏統籌。
在這種環境與健康工作缺乏國家統籌管理和協調機制的情況下，王建生表示，環境與健康工作未納入地方政府經濟發展規劃，監管機制無法建立，該項工作難以在地方層面推動，實際工作中就出現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對環境與健康調查工作態度消極，甚至牴觸的情況。
環境與健康管理雖然涉及面廣泛，但發達國家經驗證明，明確業務範圍後由單一部門負責管理，能保證工作統籌進行。如日本的機構職能劃分中明確了由環境省負責公害病的相關科研、損害鑑定和賠償，這就使各方面力量都能在環境省的統籌管理下完成業務範圍和工作目標明晰、經費和人員保障到位的常規任務。
美國、日本的環境與健康方面的信息獲取基本不存在跨部門的障礙。例如，美國的衛生與人類服務部與美國環保署之間通過簽署諒解備忘錄建立了信息共享機制;又如，《應急計劃與公衆知情法案》，要求美國環保署每年將有毒物質排放的數據彙總，形成有毒物質排放情況報告(TRI)，向社會公衆公開。“實踐證明，TRI制度對有害化學污染物排放控制以及重大化學事故防範方面成效顯著。”王建生說。
王建生總結髮達國家經驗，建議將健康風險管理理念貫穿於環保系統的主要工作中去。“美國的環境與健康風險評價工作機制在美國的環境管理中佔據核心地位，通過危害鑑定、暴露評價、劑量-反應關係評價和風險表徵判斷出環境與健康風險，對污染物和污染地點確定相關管理措施的‘有無’和‘先後’，超過可容許風險的污染物就採用清單管理，超過一定風險的有害廢棄物堆放點就列入超級基金項目。”
“我國至今尚沒有把建立環境污染健康損害賠償制度明確寫進《環境保護法》中，最高法發佈的環境侵權司法解釋中，沒有把環境污染導致的健康損害明確列入環境侵權範圍。另外，我們在四川調研時發現，個別法院由於環境健康相關案件處理的複雜性，甚至採取了不予立案的處理方式。”王建生坦言。
但環境侵權的事件卻並不在少數。王建生說，我國有1.1億人的居所周圍1公里內有高危的化工廠和重金屬企業等，“相當於1.1億人生活在定時炸彈周圍，這暴露出了城市規劃不合理、環評問題有缺陷等現象。”而一旦因環境侵權發生糾紛，由於缺乏相關的法律保障，老百姓很可能投訴無門。
法律的缺失也助長了違規企業的僥倖心理，它們不惜以環境爲代價換來產值的增長。王建生說，企業在處理1噸廢水時，所需要的成本是6元，而不加處理的排放，罰款是每噸1元。當違法成本很低時，企業往往鋌而走險。
“一個寫有健康損害賠償的完善的法律框架就像一把尚方寶劍，”王建生說，“指向那些對公衆健康造成危害的利益團體。”環境污染健康損害賠償相關法律除了可以起到事後懲治作用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迫使企業爲了避免出現因健康問題導致的鉅額賠償，而更加主動地治理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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