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的手術技藝，需要經過大量實際的人體解剖不斷養成和提高。在現實中，很多醫生自畢業後再也沒有接觸過解剖訓練，只能在書本上、摸索中“練刀”，這增加了病人的風險。背後，是遺體捐獻不足導致的解剖標本嚴重缺乏。
上海華山醫院辦的解剖培訓班如此搶手，折射的其實就是這一問題。杯水難救車薪火，醫生培養中面臨的實操困境如何破解，應該給予足夠重視。
11張手術檯分兩列排開，每臺都有五六名醫生湊近着頭操作、觀察、輕聲交流，幾位專家則在手術檯間輪轉，現場答疑、指點。層流設施、無影燈、手術器械、全套手術服——一切與醫院手術室無二，只是被圍在中間的病人已無生命體徵。
這樣的場景，已經很多次出現在上海華山醫院專業培訓中心舉辦的脊柱應用解剖與手術技術學習班上。
培訓班雖然規模不大，講課專家也不夠名聲顯赫，講的都是常見疾病。但是，報名得搶，開班後還有人趕來碰運氣，甚至不惜“冒名頂替”。46名學員，其中不乏大醫院的高年資醫師，甚至是骨科主任。
吸引這些醫生們的，正是靜臥在臺上的那些標本，可以讓他們在真實的人體上無風險地操作，解答行醫中遇到的問題。
然而，讓人憂心的是，標本資源面臨着嚴重的供不應求，如果醫生失去了“練刀”的機會，還有誰能保護我們的生命健康?
醫學院畢業後，基本與解剖“絕緣”
“1993年從醫學院畢業後，這是我第一次接觸解剖。”山東臨沂郯城縣人民醫院的骨科主任李尊吉說，他們骨科每年完成的手術量約在1500例，時常有病患既擔心本地醫生技術不過硬，又怕轉到大醫院的成本太高。
李醫生說，他們主要靠看書、聽課和看專家做來學習手術新技術，然後“照葫蘆畫瓢”，在實踐中逐漸摸索。現在醫患關係緊張，想開展新術式總是“壓力山大”。
像李醫生這樣，只在讀書時上過一兩門解剖課的情況，在培訓班學員中相當普遍。
上海市紅十字會副會長李明磊透露了一組“1∶10和10∶1”的對比：中國醫生的學習和工作生涯中，平均每10人一生只接觸過1具屍體標本;而在美國，培養一名醫生就要經手10具屍體標本。
“我們門診接待的一些病人原本病情非常簡單，卻因爲醫生技術掌握不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每次都很心痛。”說起開辦培訓班的起因，華山醫院骨科主任姜建元教授這樣說。
2004年10月，華山醫院骨科與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合作的第一次脊柱應用解剖與手術技術學習班開班，報名者洶涌。爲了保證學員都有足夠機會操作，每組只能限定在不超過6人。
培養不重臨牀，醫生陷入“文字堆”
在超過10年的時間裏，這支由臨牀一線醫生組成的培訓團隊，總共培養了全國各地包括港澳臺地區的臨牀醫生4500餘人。許多基層學員帶着問題來了又來，許多醫院接二連三地派不同醫生來參加。
有15年工作經驗的西安唐都醫院醫生廖博，今年已是第二次來學習了：“上次是做頸椎手術，這次是頸胸腰。”他用“受益匪淺”形容第一次培訓的感受：“解剖操作後，對整個手術流程心裏更有底了，能真切地感知危險組織和非危險組織在哪個位置。”
在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協和醫院邱貴興教授看來，年輕醫生手術基本功掌握得不夠好就急着引入新術式，培養醫生不重臨牀解剖，只依靠講課、看視頻學習，是目前臨牀醫師教育中存在的一大問題。有專家戲稱這是“將實習醫生趕到文字堆裏”(只會抄寫病例)“把臨牀醫學研究生趕到老鼠堆裏”(只重科研和實驗)。
近年來，我國臨牀醫師現狀不容樂觀，專業技能水平參差不齊，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大多依靠“師傅”式的言傳身教，東部省市與中西部、大醫院與基層醫院醫生間醫術差距巨大。
遺體捐獻不足，解剖標本嚴重缺乏
“向遺體捐獻者默哀!”
每次解剖操作前，所有醫生靜默垂首。因爲躺在病牀上的，全都是志願者生前慷慨同意捐獻的遺體。
說起遺體捐獻者，醫生們都有着發自內心的尊重與感謝，因爲他們知道，這羣默默爲人類醫學發展做出貢獻的人，不僅彌足珍貴，更令人欽佩。
“如果多些屍體標本，讓各地都能經常舉辦這樣的學習班，手術安全度會大大提高。”廖博醫生說。
要讓更多臨牀專科醫師通過解剖實踐提升手術技能，最大的障礙是標本資源匱乏。李明磊透露：迄今上海已草簽遺體捐獻意向者約爲3.5萬人，佔全國捐獻意向者總人數的1/3。因爲各種因素，真正實現遺體捐贈者不過7000多人，佔了全國遺體捐獻總人數的1/2。
遺體捐獻者不足，已嚴重影響到了醫生教育的整個環節。記者瞭解到，在標本資源較好的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一般本科生的解剖課可以做到每6名學生在一具屍體標本上操作;而一些資源稀缺的醫學院，往往是二三十名學生共用一具標本——多數人不可能動手操作，只能“參觀”。
《人民日報》(2015年01月07日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