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有種公共場所幾乎每天都人頭攢動，幾乎每項服務都要排長隊，幾乎每個人置身其間都倍感壓力，這種把火車站春運場景常態化的地方，就是近年出現的規模超大、人氣超旺的“超級醫院”。
記者在湖南、河南、四川等地採訪發現，一方面，“超級醫院”在服務公衆衛生健康、承擔社會責任方面發揮着“超級能量”，但另一方面，“超級醫院”揹負的“超級負荷”、無處不在的“超級競爭”和醫患雙方的“超級焦慮”也讓人觸目驚心。更爲嚴峻的是，“超級醫院”極強的“虹吸效應”一定程度上加劇基層醫療資源的緊缺，形成基層醫療質量跟不上，“超級醫院”卻越來越大的怪圈。
“超級高配”運營“超級業務”
今年9月，投資48.5億元的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鄭東院區投入使用，新增牀位3000張。這標誌着鄭大一附院“一院三區”(河醫院區、惠濟院區、鄭東院區)格局成形，其編制牀位超過8000張。而事實上，這家醫院實際牀位超過10000張。
中國“超級醫院”的縮影。
“最近十多年來，全國公立醫院都進入快速擴張時期。1996年，我們醫院牀位還只有1000多張，現在已增長到近4000張。”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副院長黎志宏說。
“超級醫院”往往擁有着“超級設備”。記者在湖南湘雅Z、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鄭大一附院等單位採訪發現，動輒需投資上千萬元的達芬奇機器人手術系統、DSA(數字減影血管造影系統)、PET-CT系統(非侵入性的高科技醫學影像檢查技術設備)等世界頂級醫療設備，基本是“超級醫院”的“標配”。
撐起“超級醫院”的關鍵還包括“超級醫生”。以位於長沙的湘雅二醫院爲例，全院職工5000多人，醫護人員3000多人。很多與這家醫院打過交道的人都坦承，醫院那些35歲到40多歲的醫師臨牀經驗豐富，很多基層醫院的疑難雜症，他們治起來駕輕就熟。而這所醫院的不少專家，則是外地會診或手術、國際和國內學術會議、高峯論壇爭奪的人才。
基礎、設備、人才三大支撐構築的“超級醫院”，運營着“超級業務”。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年門診量近500萬人次，年出院病人30多萬人次，年手術檯數20多萬臺，2015年收入達80多億元。
2015年，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門、急診超過500萬人次，出院人次突破22萬，手術超過13萬臺，日門診量最高峯可達18000人次。
中南大學旗下湘雅一醫院、二醫院和三醫院日均門診、急診量總計2萬多人次，每年的住院手術檯次大約在20萬臺以上，年總收入超百億元。
“超級需求”催生“超級焦慮”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院長李爲民說，隨着醫保覆蓋面的不斷擴大以及保障水平的不斷提高，加之老齡化進程的日益加快，人們到大醫院就醫的需求也迅速增長，這是催生“超級醫院”的重要動因。
記者在一些“超級醫院”採訪發現，患者和家屬到這類機構就診，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難”。一位“超級醫院”負責人坦言，民衆由過去主要抱怨“看病貴”，如今重點吐槽“看病難”。
排隊難。
無論是掛號大廳、門診大廳還是診室、病房等，多數“超級醫院”經常人滿爲患，如同春運火車站。
在一些“超級醫院”，樓梯間、住院樓走廊甚至樓外的大廣場，時常可以看見有人打地鋪。在這裏，什麼都要排長隊：掛號、看病、取藥、取化驗單、坐電梯……
儘管很多“超級醫院”門診或住院大樓配有上十個甚至幾十個電梯，但每一個都要等很長時間。“有時候等到了電梯也進不去，裏面塞滿了人。”帶父親看病的張澤無奈地說。
掛號難。
“誰能告訴我湖南省中醫附一專家張滌的黃牛號販子電話，跪謝，給孩子看病，急求!”長沙的患兒母親未艾在微信朋友圈求助。
長沙一位患者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湖南兒科名醫張滌的號一號難求。前期，“號販子”兜售的“黃牛號”，已經從100元炒到了500元，一些排隊掛不到號的家長無奈高價求號。
“在大醫院專家是緊俏資源，著名專家‘黃牛號’就是被炒成‘天價’，還是供不應求。誰能約到一號難求的專家，誰在社會上就有面子。”一位業內人士透露。
預約難。
爲了解決掛號難問題，全國很多“超級醫院”試水“非急診全面預約”。就是除影響生命體徵的急診病症外，其餘患者可通過手機APP、微信、電話、網絡或現場自助機、醫師工作站等渠道預約。
“非急診全面預約”出臺初衷，在於簡化掛號流程，改善患者的就醫體驗，緩解醫院周邊道路的交通壓力和打擊“號販子”。
然而，記者採訪發現，預約掛號並非靈丹妙藥，在有的地方只是將現場擁堵變成了“預約塞車”。
“前面大概有無數人，我舉着電話在線等半個多小時後放棄了。”一位欲通過電話預約掛號的患者無奈地說。
“預約專家號太難了，一般得提前兩三週。盯着手機屏幕搶號，專家號放出來一愣神就沒了。”一位走“微信通道”的患者說。
就診難。
“帶孩子到一家大醫院看病，光是診療卡新流程就能把人弄瘋。”北京市民南先生說，有的醫院新推出“芯片卡”搞“實名就醫”，建卡需持患兒監護人和代辦人身份證原件、患兒身份證(或戶口本)及出生證明，外加填報一張複雜的表格。相關證明文件少一樣，就只能辦臨時卡，只能掛當日剩餘號。
湖南患者陳虹告訴記者，她最近到一家“超級醫院”看病，“很幸運”地掛上消化科專家號。血常規、尿常規、B超、CT等檢查加上等結果花了將近一整天。末了，看醫生不到10分鐘。醫生診斷需要住院，但卻至少要等一個月纔有牀位。
各地“超級醫院”周邊，往往有總人口數萬甚至上十萬的特殊街區。此間，餐飲、旅館、出租屋、花店、日用品、看護、殯葬用品乃至“號販子”、“血販子”、“醫托”、算命相面、黑救護車等百行百業都十分興旺。
“超級醫院”揹負“超級負擔”
加牀是“超級醫院”的常態。李爲民告訴記者，目前華西醫院有4100張牀位，但是仍然“一牀難求”。鄭大一附院河醫院區一兒科護士說，兒科經常加牀排到電梯口，高峯期甚至樓梯間都住滿了患者家屬。
今年春節後第一天上班，“鄭大一附院”300多個醫生看了約兩萬病人，平均每個醫生一天看66個病人。“每次坐門診都像是上戰場，水也不敢喝，就怕上廁所。有些病人抱怨就診時間短，可是那麼多病人等着，一天48小時也看不完。”泌尿科一位醫生說。
“在超級醫院當醫護人員也很煩惱、很無奈!每天都在加班，做手術的醫生連吃飯都在手術室內，有時候沒時間吃飯就喝瓶牛奶。我們經常調侃自己：現在精神科醫生快得精神病，神經外科醫生中風的危險增大，兒科醫生沒有時間給自己的孩子看病……”湖南一位“超級醫院”名醫告訴記者。
記者瞭解到，目前多數城市對大醫院普遍實行醫保“總額預付”，對每年度醫保額度總量控制，超出將由醫院自己承擔。相關“超級醫院”常規疾病病人佔用大量醫保額度，每年年尾爲了減少“超支”，只好拒絕收病人。
“我是長沙醫保病人，在湖南一家大醫院住院時就碰上報銷難。醫院說市醫保部門欠醫院幾個億，醫院不敢再收長沙醫保病人了。”一位患者抱怨說。
診療服務總量大、危重病患風險高，醫療糾紛也更容易纏上“超級醫院”。
《廣州醫療糾紛訴訟情況白皮書(2010-2014年)》顯示，醫療糾紛多集中在大醫院。面對一些家屬及患者不理性乃至暴力的維權行爲，不少“超級醫院”都“有苦難言”，往往忍痛賠錢息事寧人。
記者在多地採訪發現，保持或棲身“超級醫院”，似乎是各大公立醫院的目標和使命。爲此，必須拼命挖人才、搶名醫以及比拼砸錢買設備。
高價購進醫療設備，醫院還要挖空心思擴大“宣傳效應”。一位醫生介紹，當地有兩家大醫院同時引進了達芬奇機器人手術系統。爲了爭第一，其中一家深夜找病人做手術，而另外一家因爲是凌晨做的手術而“惜敗”。
“超級虹吸”引發“超級質疑”
不少業內人士表示，當前“超級醫院”具有極強的“虹吸效應”，其源源不斷地吸收招攬基層醫療機構的優秀人才，導致基層醫療機構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
一位大醫院負責人說，大型公立醫院最理想的狀態是接收疑難重症病人，承擔部分教學任務，規範化培養醫學人才。然而目前的狀態是，大型公立醫院都需要自負盈虧，都要創收，於是，就會想辦法擴大規模。
“‘超級醫院’過度擴張，形成了對醫療資源、優秀人才、患者和醫療費用的四大虹吸效應，造成了‘醫保資金向上走，基層病人向上轉’的局面。”湖南省一家三甲醫院負責人說，“超級醫院”破壞了資源的合理配置，人爲地導致醫療資源的失衡。
由於“超級醫院”體量大，要維持運轉，它們必然通過各種競爭手段，“虹吸”醫療專業技術人員和基層的病人資源。其結果是分級診療難以實施，“看病難”的問題始終得不到有效解決。
“在分級診療推進過程中，人才缺乏一直困擾着基層。”一家“超級醫院”負責人說，“基層醫療機構有沒有能力治療基礎疾病及接受轉診病人，大型醫院願不願意把康復病人放到基層，患者願不願意在基層首診。如果三個問題解決不好，那麼分級診療就很難落地。”
湖南省龍山縣人民醫院院長賈琳說，目前基層醫院人才欠缺，不得不“拔苗助長”培養基層骨幹，但是很多優秀人才把縣級醫院當“跳板”，條件一成熟，就“跳槽”到大醫院，基層醫院很難留住人。
“基層醫療水平提高不了，老百姓看病就只能往大醫院跑，現在羣衆對基層醫院信任度逐年降低，這很讓人擔憂!”湖南省桑植縣衛計局副局長向林認爲，基層醫療機構服務能力和醫療質量跟不上與“超級醫院”越來越大，已經陷入惡性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