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繼東:山東人，1962年出生。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主任醫師、科主任。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前任主任委員。首個擔任亞太肝病學會（APASL）和國際肝病學會IASL）主席的中國大陸學者。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初見賈繼東，他剛剛開完學術會議，從會場側門跛着腳走過來。五六米的路，他一步一步緩慢地挪動，神色卻輕鬆自如。我無法想象，面前這個人就是中華醫學會專科分會主委中最年輕的專家、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主任。“我經歷了比別人更多的坎坷和偏見，也得到了比別人更多的幫助和關愛。”賈繼東平靜地對記者說。
兩次打擊倍嘗偏見
1962年，賈繼東出生在山東省一個小鎮。8歲時，他不幸患上了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痹症，縱使四處求醫，仍落下了病根，右腿從此便不能活動自如了。1977年，在讀高一的賈繼東就參加了第一屆高考，成績遠超錄取分數線，卻沒有學校願意錄取；同年，父親所在的供銷社爲照顧職工子女組織了一次內部招工，成績優秀的賈繼東再次落選，原因只有一個——右下肢障礙。
接連的打擊讓他很失望，甚至有些自暴自棄。父母卻只是簡單卻堅定地告訴他：“好好學習文化知識總會有用，不讓咱上，咱就繼續好好學，明年接着考。”賈繼東的父親是個老八路，母親是裁縫，文化水平都不算高，可父親在對錯上從來不含糊，母親做出來的國防服線頭毛邊都修理得整整齊齊……正是這樣的言傳身教鼓勵着賈繼東。1978年高考，他的成績超出錄取分數線40分，只有一所高校——濟寧醫學專科學校錄取了他。談起母校，他至今心懷感恩：“我是幸運的，雖然讀得是專科，畢竟帶我進了醫學殿堂之門。”面對這些偏見，他說：“每個人工作、生活都會經歷類似的情況，很多事情不能詳細說，否則會傷害到別人。好在這些都已經過去了。”
記着每個幫助過他的人
1990年，賈繼東考入首都醫學院，成爲我國著名內科學家王寶恩教授的博士生。“王寶恩教授對我悉心栽培，真是師恩如海。”賈繼東說，三年間，他不僅在學術上汲取了導師的養分，而且接觸到了很多來訪的國際知名肝病學者，並在王寶恩教授的推薦下，於1997年飛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醫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導師一點一滴的好，賈繼東如數家珍，一講就是幾十分鐘。在“出國熱”盛行的當時，大多數人出國後就不再回國，賈繼東後來也有機會去美國深造，但他堅決回國，主要原因就是王寶恩教授在國內召喚他，“我答應過老師，這是誠信問題。”
談到求學、科研經歷，賈繼東念念不忘的，是大學時期的英語老師“多虧了鄭培悌老師，我才把語法搞明白了”；是研究生期間幫助過他的夏河縣藏族醫學院院長馬偉局，“他細心爲我安排食宿，每天騎着馬到處給百姓看病”；是該醫院實驗室的李主任，“離心機等設備壞了，都親自幫我維修”……每一個幫助過他的人，賈繼東都一一記得他們的名字，這些名字也在他碩士論文的最後一頁被提及並感謝。
醫患間，要以真誠換真誠
讓賈繼東掛念的病人很多，他的口袋裏，一直裝着一個磨得很舊的小本兒——那裏有每一位前來就診的少見病患者的聯繫方式。他不厭其煩地通知病人及時複診，並告訴他們隨診的重要性。大概是因爲從小尋醫問藥的經歷，賈繼東對病人總能感同身受。提到一個家住河北的乙肝患者時，他還惋惜地嘆氣：“不知道她後來怎麼樣了。”原來，這位患者家裏條件不是很好，最初，爲了掛上他的號，常常凌晨5點出門，花100多塊錢打車來醫院。後來，賈繼東得知情況，曾跟她說：“坐公交車中午前來就行，我加號給你看。”爲表感謝，這位患者特意給他帶了兩把自家樹上摘下的香椿。在當時對乙肝有誤解的年代，很多人都不敢吃乙肝患者接觸過的食物，但賈繼東收下並且吃了，“我挺感動的，這就是病人的信任。但後來，她還是沒能堅持長期複診。”賈繼東遺憾地說。
面對令人擔憂的醫患關係，賈繼東說：“看病是技術活兒，也是良心活兒。只要以真誠換真誠，絕大部分患者及家屬還是通情達理的，關鍵是大家都要換位思考、相互理解、坦率溝通、真誠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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