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一，微博名人“急診科女超人於鶯”發帖稱：“120拉着意識不清的病人連跑5家醫院，都因爲急診沒牀位住不進去。找牀位靠運氣，北京急救資源該聯網了。”幾日後，這名在急救車上輾轉顛簸了5個小時、最後被協和醫院加牀留觀的老人去世。
該事件凸顯院前急救與院內急診牀位信息無法實時傳遞的“積怨”，也“拉爆”了公衆對大醫院急診牀位爆滿的問號。是急診牀位太少?還是被無效佔用?在牀、患比嚴重供求失衡的狀況下，急診搶救牀究竟應該收治什麼樣的病人?
近日，本報記者走訪了急救中心和三甲綜合醫院，調查北京急救資源的信息互通和使用現狀。
無奈的急救轉運和“押牀”
並非所有醫院的急診科牀位都緊張，“急診科牀位爆滿，病人又趨之若鶩”的現狀集中於知名度高的三甲大醫院。一名急救醫生說，我們經常會收到一些醫院發來的短信或電話，如“安貞醫院無牀”、“中日友好醫院無牀”，但這些信息都不能動搖患者或家屬要去大醫院求治的決心。
“您家老人是骨折，普通醫院都能治，咱們就近去旁邊的××醫院?”
“不行，還是去積水潭(醫院)吧，其他的醫院我們不信任。”
“我們剛接到積水潭醫院急診科的電話，那兒急診爆滿，咱們現在過去，路上堵車不說，到那兒還得排隊等着，老人受罪啊!”
“還是去積水潭吧，說不定到那兒就有牀了呢。我們寧願等，不然到別的醫院治壞了，還不是讓老人受兩茬罪!”
在120和999的急救車上，這是最常見的一段醫患對話。一方面是大醫院的急診科不斷告知牀位已爆滿，另一方面是患者及家屬不信任有牀位的普通醫院，非三甲醫院急診科不去。
一名120急救醫生說，急救轉運的原則是“就近、就急、就(醫院)能力、就(患者)意願”，但目前前三項均難以落實，家屬執意要去碰運氣，我們只能硬着頭皮去。
患者躺在急救擔架上，在大醫院急診走廊上無預期地等待、調度中心又不斷向急救車發出新的急救轉運指令——無奈，只能“押牀”。向患者家屬收取500元押金，將急救車上的擔架牀借給病人，急救車換上備用擔架，奔向新的呼救病人。
一名急救醫生表示，在大醫院門口，急救車經常一等就是20多分鐘甚至兩三個小時，有些病人聽從急診醫生的建議轉投其他醫院，但大多數情況下是擔架牀被整宿“押”。
“押牀”帶來的問題，不僅是急救資源被浪費。“急救車上的擔架牀與普通病牀構造不同，使用不當翻牀很可能給病人帶來二次損傷。”該急救醫生稱，“押牀”前他們不得不跟家屬籤一份協議書，註明在擔架車自行使用中出現問題由家屬承擔，“但這也不能影響患者家屬執意等待大醫院一張牀的決心。”
“被擴張”的大醫院急診科
來自北京市衛生局醫政處的監測，全市66家三級醫院中半數存在急救牀位緊缺的問題。醫政處相關負責人分析，人口老齡化帶來複雜的老年慢性病人增多，津冀重症患者來京求診與日俱增。另外，由於找不到合適的轉診出口，很多度過急性期的老人只能“賴”在三級醫院急診搶救室。
11月22日深夜，中日友好醫院急診科搶救室，10張固定的搶救牀位一直滿員，陪護家屬們在搶救室外的過道上展開鋪蓋席地而睡。
“今晚算是反常的”，值班副主任醫師郭詩東指着睡滿家屬的地板，“就上週，搶救室一夜最多收18個。病情已經穩定的病人轉不出去，新送來的危重症患者只能在這個通道里加牀，醫生只能從不到一米寬的牀縫裏擠過去救治”。
中日友好醫院急診科主任張國強認爲，多種因素導致複雜慢性病病人滯留在三級綜合醫院的急診科。一是現在醫院的專科越來越專，從專科到專病，對複雜的多臟器慢性疾病患者不願收治或無力收治;二是公衆對大醫院盲目信賴，很
多人已被明確診斷爲終末期疾病，但家屬不信任基層醫院的醫療水平，“其實他們需要的是安靜的臨終關懷，而不是待在搶救室天天靠呼吸機和高級抗生素維持。”
在這不足百平方米的空間，加上患者、醫務人員，每天要塞進五六十人，滯留最長的患者已經在搶救牀上住了5個月。年齡偏大、病情複雜、合併多種併發症，是目前所有三級綜合醫院急診科滯留病人的突出特徵。
“這些滯留病人，至少無效佔用了1/3的急救資源。”張國強說，急診科原本的牀位使用率指標：搶救牀24小時輪轉、留觀牀72小時輪轉，“基本無法實現”。
中日友好醫院、協和醫院的急診科曾想推行急診的分級檢診標準，通過“總調度”醫生根據病人狀況作出初步評判，給出搶救、留觀等建議，“但多數患者不認可，公衆也不允許我們的判斷出一點點意外。”張國強坦言，最近10年，由於病人的急劇增多，是急診科快速發展的10年。但由於醫院內外合理轉診的“綠色通道”遲遲未建立，導致病人的無序滯留，急診科正在“被擴張”。
治標不治本的“信息平臺”
郭詩東說，如果參照商場、寫字樓智能停車引導的做法，將醫院急診科的牀位佔用情況實時傳送到轉運急救車上，情況也許會好一點。實際上，市衛生局也有建立院前和院內急救資源信息聯網平臺的打算。據悉，市衛生局應急辦正在爲建設這樣的“急救信息平臺”爭取立項。
帶家屬參觀擁擠嘈雜的急診科，甚至坦言這裏交叉感染風險大，是郭詩東勸走那些可以不到大醫院苦等牀位的急診患者最後的辦法，“成功率也只有一半”。郭詩東搖搖頭。
據主管院前急救工作的市衛生局副巡視員趙濤介紹，幾年前，市衛生局曾發文要求二級以上醫院急診科設急救電話專線，隨時與120和999急救中心保持聯繫，告知急診牀位使用情況和接治能力。
“電話聯繫確實不能確保信息的實時通暢，所以還是要搭建一個信息平臺，確保急救車在轉運病人途中，可以在車載電子屏幕上看到全市二級以上醫院的急診牀位實時使用狀態。”趙濤說。
趙濤坦言，這樣一個信息共享平臺，對於解決大醫院急診牀位爆滿、無力收治新病人的老問題還是“治標不治本”，“如果今後平臺建成了，屏幕上三甲醫院急診科全亮紅燈，患者還是執意要去等等看，送還是不送?病人到門口了，急診科能因爲沒牀位就乾脆地拒絕嗎?”但他同時認爲：“行動，哪怕前進一步，即使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也比不行動要好。”
“急診科醫生多數是不怕吃苦的，只要接治的是危重症病人，哪怕跪在過道上搶救，我們也會去做”。張國強希望政府能夠通過醫改重新配置醫療資源，在大醫院和基層醫院之間搭建起讓患者信任的急診、治療、康復、護理(或臨終關懷)相銜接的“綠色轉診通道”。(魏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