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惡性暴力傷醫事件頻發。衛計委統計數據表明，2013年僅8個月時間，傷害醫務人員事件就達2240件，比2012年增加了20%;中國醫院協會2013年調查報告指出，目前內地每所醫院平均每年發生的暴力傷醫事件高達27次，超過六成的醫生遭受過患者的攻擊並明顯受傷。暴力傷醫事件頻發，使醫患關係成爲社會持續關注的一大熱點，醫護人員的人身安全，也成了今年兩會代表委員們熱議的焦點。3月7日，90位醫衛界政協委員聯名“緊急提案”，建議將醫療機構列爲公共場所進行安保，儘快制定出臺《醫療機構治安管理條例》，防止暴力傷醫再次發生。當天，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聽取貴州代表講述醫鬧的嚴重後果後迴應，必須維護醫院的正常秩序，保護醫護人員安全，任何傷害醫護人員的違法行爲都要依法嚴肅處理。
“醫生也是人，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2012年3月，哈醫大研究生王浩被患者無辜殺害的陰霾還未散去，殺醫、傷醫、辱醫事件又接連發生。今年兩會前夕及召開期間，這類惡性事件更是集中出現。2月17日，黑龍江齊齊哈爾北鋼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孫東濤在接診時，被患者用鐵棍猛擊致死;2月18日，河北易縣一名普外科醫生被患者割傷頸部;2月20日，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一名懷孕護士遭患者暴打;2月25日，南京口腔醫院護士被患者家屬打至雙下肢癱瘓;3月5日，廣東潮州市中心醫院醫生被幾十個人押着“遊街”;3月7日，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一名候診患者突然闖入診室用錘子將醫生打傷……白大褂被鮮血一次次染紅，醫者痛心，世界震驚!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對待醫生如此地殘暴和不尊重!”說起近期發生的暴力傷醫事件，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葛均波非常氣憤，這種現象已經不是偶然了，就像傳染病流行一樣，成了一種社會風氣。95歲高齡的全國政協委員、國醫大師李輔仁激動地說：“我很憤怒無緣無故殺醫、傷醫的人。這些事情在五六年前，甚至十年前就出現過，近幾年非但沒有制止，反而愈演愈烈。”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醫學部常務副主任柯楊指出，細想一些傷醫極端事件，一不是醫療事故，二不是亂收費，三不是看不上病的診療延誤，其中多數只是醫患對治療效果意見不一致，這已經超出了醫患關係的範疇。面對暴力傷醫，從醫40餘年的全國人大代表、河北保定市第一中心醫院院長郭淑芹不禁哽咽，“這傷害的不僅僅是幾個醫生，而是全國860萬醫務人員的心。”她說：“醫生也是人，有血有肉有尊嚴，誰來維護我們的人權?我們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的確，醫生也是普通人，他們脫了白大褂，就變成了別人的兒女、父母、妻子或丈夫。全國政協委員、第四軍醫大學校長趙銥民懇切地說：“請大家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觀察下醫生的一天，他們每天要看多少個病人，有沒有時間喝水、吃飯、上廁所?儘管出現了這麼多的暴力傷醫事件，我們的醫生雖心懷恐懼，但仍然堅持在工作崗位上，這又說明了什麼?”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急診科大夫遲聘的父親去掛號看病，只是爲了讓出診中的兒子停下一分鐘喝點水歇一歇。遲聘坦言：“我從不奢望我的患者會體諒我們的辛苦，更不奢望他們會感謝我，我只希望他們能公正地對待我和我的同事，像尊重和愛惜他們自己的生命一樣，尊重醫護人員的生命。”
醫患誤解從何而來
傷醫事件頻發，全社會都要重視和反思，是什麼讓醫患之間有如此深的誤解?又是什麼讓我們失去了彼此間的信任?
在全國政協委員、蘇州大學副校長熊思東看來，其根源在於醫療資源短缺和配置不均衡，我們常引以爲豪的“用佔全球2%的醫療衛生資源服務了佔世界20%的人口”，就是這一短缺現象的鮮明表現。“我們醫院每天門診患者9000~10000人，你想想，一個醫生在短時間內要看那麼多病人，分配給每一個病人的時間只有幾分鐘，大家排了一夜隊，看了幾分鐘病，我們的醫生還得要問病人‘您是公費還是自費，有沒有醫保，是用國產藥還是進口的……’讓我們這個世界上最不該談錢的羣體，面對病人的時候，每句話都離不開錢。”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院長劉玉村說，醫患矛盾根源要從制度上追溯。1983年我國開始實施醫療改革，對公立醫院“斷奶斷糧”，開始實行醫院醫療承包。表面上公立醫院姓“公”，但財政投入嚴重不足，需要醫院自己掙錢。中國醫學科學院健康科普研究中心主任袁鍾教授指出，當醫生不再一心只想着治病救人，而要擔心自己的溫飽時，醫療的公益性也就不復存在。
我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滯後，也是一方面原因。儘管目前我國已經實現全民醫保，但城鄉居民醫療保障水平偏低，看病自費比例居高不下，很多人舉債看病，因病致貧，一旦治療效果不理想，感覺人財兩空，就很容易產生偏激情緒。
另外，公衆健康素養低加劇了醫患之間的不信任。趙銥民指出，醫學有侷限性，世界上1/3的疾病可以自愈，1/3通過治療可以治癒，剩下1/3還需要繼續探索和研究，這一點早已在國際上達成共識，而這種侷限來自生命現象的複雜性、不確定性和差異性。然而，患者總是認爲醫生是萬能的，要求醫生能夠預防、診斷、治療所有疾病，一旦出現不好的診療效果，患者就會把怨氣全撒在醫生身上。要知道，醫生不是神，面對疾病奪取患者生命時，醫生也深感無能爲力，心情同樣很沉重。
最後，媒體的“放大效應”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葛均波一再強調，一些媒體過度報道醫療行業的負面新聞，有的雖然是特例，但卻讓人們心理產生緊張、恐懼和危機感，讓醫生形象被妖魔化，嚴重影響了患者對醫生的信任，甚至容易讓人產生“仇醫”情緒。
聯合提案，將醫院列爲公共場所
越來越惡化的就醫環境，讓醫衛界不得不行動起來自我救護。兩會期間，90名代表委員聯名提案，建議將醫療機構明確列入公共場所範疇進行管理，儘快制定出臺《醫療機構治安管理條例》，防止暴力傷醫再次發生。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三條中明確界定了幾種公共場所：車站、港口、碼頭、機場、商場、公園、展覽館或者其他公共場所，醫院並不在其中。而這些法律法規的制定顯然忽視了，這些年來醫療機構從封閉內部單位向公共場所演變的現實。醫院除了是治病救人的場所，也是人來車往、人口流動大的公共場所。2013年全年各醫院的門診量已達73億人次之多，遠遠高於春運的兩倍。提案牽頭人、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凌峯義正詞嚴地說，醫院不作爲公共場所，“患者在醫院鬧事、打罵醫生，只要不出人命，警察即使趕到現場也無法可依。”
熊思東認爲，在保證醫護人員安全的同時，還要從根源上解決醫療資源短缺、分佈不均的問題，除了要新建醫院，對新醫院進行合理佈局，更重要的是要盤活醫院現有的存量。對醫院的門診資源進行分流，不要什麼病都扎堆到三甲醫院，不要什麼病都看專家門診。另外，建議讓更多的醫生進行“多點行醫”，這樣就會把一些大醫院中過剩的優質醫生資源激活。
全國政協委員、同仁醫院副院長徐亮則指出，醫療服務是高風險的行業，即便是再規範、技術再精湛的醫生做手術，患者也可能出現一定比例的手術併發症。但由於制度上的缺陷，一旦醫療糾紛發生，矛盾往往集中到醫院和醫生身上。要從制度上解決醫患間的問題，他認爲要建立第三方賠付和諮詢機制。比較理想的醫患關係應該包括五個主題：醫院、醫生、患者、賠償方、諮詢方，從而保證信息的平衡。比如手術前，除了手術大夫外，應該由第三方諮詢，如果術後出現糾紛，發達國家一般由保險公司或者再聯合醫師協會作爲賠付方，患者不會鬧醫院，而是找第三方賠付者進行理論、獲得賠償。
劉玉村指出，醫改應該把醫藥價格理順了，讓醫生少談錢，這些帶着軀體病痛來看病的人，感覺就會好很多，對醫生纔會有起碼的尊重感。患者應該是懷着敬畏之心去求醫問藥。“敬”就是對醫生的尊重，“畏”代表着患者對自己身體的不安和擔心。劉玉村還強調：“醫院還要重視文化建設，傳遞正確的價值觀，北大醫院的院訓是厚德尚道，簡稱厚道，我要求我們醫院的醫生厚道，對病人要懷有仁愛之情。”與此同時，醫生還要不斷提高自己的水平和與患者溝通的能力，才能應對各種患者和病症。“對醫患關係，大家不要過於悲觀，要看到美好的一面，媒體要公正報道，不要放大極端事件。看問題要陽光一些，心態陽光了，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會變得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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