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普通商品不同，藥品消費與個人喜好幾乎無關，須在專業醫生的指導下使用，價格彈性較小。同時，由於藥品市場關乎民衆健康，具有一定公益屬性，故而其品質及價格一直備受主管部門的高度關注。自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中國藥品價格體系經歷了由全面管制到放開、再恢復到部分管制的改革探索過程，但並未能根治藥價虛高頑疾，甚至在每一撥藥品降價潮之後，都會有一些傳統藥品“降價死”。一個典型案例就是，作爲心臟病手術中的救命藥“魚精蛋白注射液”就因定價過低，生產企業無利可圖而導致供給嚴重不足。可見，以往革新舉措並未能讓廣大病患真正獲益，而行政部門對藥品價格的高度管制也易滋生權力尋租的病竈，給本就複雜的藥品定價平添了更多不確定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行政管制藥價的初衷是爲了控制廠商的道德風險，但由於藥品生產銷售環節較多、專業性較強，主管部門憑藉一己之力着實難以精準覈定每一種藥品的公允價格：定價過高有悖民生;定價偏低又會打擊藥企研發與生產的積極性，於產業健康發展無益。從以往專家審評和行政審批的結果看，藥品最終定價往往夾雜了較多主觀意見，與市場供求脫節。若將藥品定價權交還給市場，則可以在廠商趨利本性、同業競爭壓力、供求博弈機制的共同作用下自發實現出清價格，進而促使醫藥行業獲得新的突破。
然而，在以藥養醫模式依舊、公辦醫院壟斷藥品採購市場的語境下，一旦將藥品定價權完全交給市場，難免會引發新的價格體系亂象。事實上，所謂的市場化改革並不是指行政力量的完全退出，即便在歐洲等發達國家，行政部門也會對藥價體系多有干預，但卻是藉助第三方力量的間接控制。這其中，德國的藥價管理模式最值得借鑑。一方面，德國的醫藥分離制度有效地阻隔了醫生通過藥品銷售實現利益訴求的渠道。早在1240年，當時的德國皇帝弗裏德利希就提出，醫生的天職是看病、不能靠給患者開藥掙錢。他頒佈了一條法律，醫生只管治病開處方，患者只能到藥店取藥，這種醫藥分業的經營制度一直延續至今。另一方面，德國發達的醫療保險機構充當了藥價監控者的角色。德國的醫療保險體系覆蓋了90%的人口，患者去藥店買藥不需要向藥店直接付款，而是由醫療保險機構與藥店行業協會之間結算。事實表明，專業的保險機構會爲了確保自身的經濟利益而與藥店展開博弈，由此提高了藥品信息的公開透明度，並倒逼藥價迴歸合理區間。
以此觀之，中國在明確將由市場機制主導藥價調控的同時，也應縝密籌謀落實改革的具體步驟和方案。從德國經驗看，截斷醫務人員與藥品之間的利益關聯是藥品走向市場化定價的重要前提，國內醫療機構亟待探尋“以技養醫”的經營變革模式，弱化其在藥品採購中的強勢地位，讓藥品生產廠商能有更多空間直面終端病患，減少藥品銷售環節和營銷成本，進而有效降低藥價虛高成分。與此同時，中國應當儘快填補商業保險短板，在夯實基礎性社會保險體系的同時，積極建立多層次的保險市場，放手專業保險機構充當病患的代言人，爲後者甄別用藥的合理性並對藥費水平進行科學控制，通過“用腳投票”權對醫療機構的專業水準與藥價覈定進行外部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