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上海媒體報道抑鬱症就像一個黑洞，一不留神就會把人吸進去。逗樂了全世界的美國著名影星羅賓·威廉姆斯卻沒能逗樂自己，本週一，他因嚴重抑鬱症自殺身亡。縱觀世界影壇，多位在銀幕上帶給影迷歡樂的喜劇大師，如卓別林、“憨豆先生”羅溫·艾金森、金·凱瑞等，都深受抑鬱症的困擾。悼念威廉姆斯的網友中，有人留下了這樣的文字：“最孤獨的人最親切，最難過的人最燦爛，這是因爲，他們不想讓其他人遭受同樣的苦難。”
值得關注的是，在現實生活中，像羅賓·威廉姆斯那樣戴着幸福面具的“微笑抑鬱”患者也越來越多。而在上海，即將拉開一張遍佈全市的心理危機干預網，由消化、心理、精神科專家等組建的上海民間自殺干預聯盟，在經過11年的醞釀後近日終於擁有了合法的身份，但專家們都說：“自殺干預的路並不好走。”
爲何醞釀11年?
避談“自殺”終於獲批
閔行區的一幢辦公樓裏，單懷海正在爲籌措上海民間自殺干預聯盟忙碌着。下個月4日，上海民間自殺干預聯盟將以“上海新生心理危機干預中心”的牌子亮相。下週四，11位奮戰在上海自殺干預第一線的專家將第一次以公益組織理事的名義聚集在一起，其中包括來自仁濟醫院的消化科專家、腫瘤醫院的呼吸科專家、上師大和華東師大的心理教授，以及滬上知名的精神科專家。
自殺行爲是可以干預和預防的嗎?很多人會問單懷海這樣一個問題。對此，單懷海信心滿滿，“完全可以干預，調查顯示，大多數自殺行爲的發生存在一定的預兆，近九成自殺者可通過綜合干預獲救。如果自殺者有精神障礙，他的自殺行爲一般不是突發性的，從早期的精神障礙到出現自殺企圖並自殺成功，這中間有許多環節，越早進行干預，阻止自殺的成功率就越高。”
很難想象，這個民間自殺干預聯盟足足醞釀了11年。作爲這個聯盟的牽頭人，從2003年起，單懷海就開始研究自殺行爲，他也是國內最早一批從事臨牀自殺干預的醫生，“2003年回國的時候，世界衛生組織設立了第一個世界預防自殺日，當時我覺得有責任去做這個事情。”
於是，單懷海和一些專家們也一直在努力中，每年滬上研究自殺的專家，包括精神科專家、心理學專家都會發起預防自殺的會議，培訓危機干預工作者，參與個別綜合醫院的急診救助，提供綜合醫院會診服務。
11年來，單懷海和其他幾位專家一直致力於推動民間自殺干預組織的建立，遺憾的是，社會對這一話題有着慣性迴避。最讓一位專家印象深刻的是，八九年前地鐵一度成爲自殺的高危場所，專家們立即和地鐵部門協商，希望在經常發生自殺的線路站點掛上救助熱線電話，努力再三還是遭到拒絕。
而預防自殺的民間組織通過審批更是困難。11年的申請，經歷多次擱淺、難產和再出發。好消息是，就在最近，這家機構終於拿到上市“通行證”。
不過，最終，這個民間自殺干預聯盟依然沒有出現“自殺”這個敏感詞，而是以“心理危機干預中心”露面。“很多人和我說，如果出現自殺干預幾個字，審批起來更加難。”但是，單懷海強調，“我們這個中心主要還是做自殺干預。”記者注意到，專家們爲新露面的心理危機干預中心取名爲“新生”。這也反映一線自殺干預專家的心聲，“期許更多的人在我們的幫助下開啓新的生活，也希望上海的自殺干預能夠有一定新的突破。”
干預難點何在?
“病恥感”成治療絆腳石
事實上，上海也在多方面推動自殺干預。除了即將新生的心理危機干預中心，一年前上海首條24小時危機干預公益熱線“希望24熱線”露面。但是讓自殺干預的專家們困惑的是，主動發現很難，對抑鬱症患者的幫助還是處於被動位置，“抑鬱症患者悄悄地生活着，甚至悄悄地離開人們。”
情緒糟糕，脾氣暴躁，和妻子分牀而睡，2年前，當塗先生出現這些異常舉動時，妻子一度還以爲他有了外遇。一番檢查後塗先生髮現，自己其實是患上抑鬱症。
名牌大學畢業後，塗先生順利進入一家外企。應接不暇的工作，加之買房面臨的經濟壓力，讓塗先生每天都過得神經緊繃。慢慢地，他發現自己內心開始敏感和脆弱起來，一些在常人看來非常微小的事情，都可能令他不自覺萌發出一些奇怪的念頭，“每天早晚高峯期擠地鐵時，看着地鐵里人和人擠得面貼面背靠背，就會瞬間覺得世界一下變成了灰色，周圍都是模糊一片。”
爲了治療抑鬱症，塗先生開始服藥。但是，自尊心很強的他，爲避免引起同事的注意，每次都是把藥藏進袖口，然後帶進衛生間悄悄吃掉，“我怕別人用奇怪的眼光看我。”
在專家們看來，患者及其家屬的“病恥感”，是阻礙患者治療的一大“絆腳石”，“很多人‘心靈感冒’時很難發現，卻在不經意間拖成了‘心靈癌症’。”
自殺干預目前還比較被動，是很多自殺干預專家的困惑。自從做了“希望24熱線”的志願者後，徐薇(化名)就特別關注社會新聞，一旦看到有人自殺身亡，會覺得無比惋惜，“如果對方知道社會上還有一些求助渠道，說不定就不會走這條路了。”
然而，很多抑鬱症患者都是完美主義者，自己的負面東西不願意讓別人知道，長期以來習慣了展示成功，很多壓力都是一個人在扛;他們也對自己的隱私非常看重，不僅不告訴家人或者朋友，也不願意主動接受公益組織的幫助。“有的抑鬱症患者打電話進熱線，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想找個人聊聊。’”熱線志願者羅衛平說，偶爾有人會在求助過程中情緒激動或是失控，就把電話掛掉，按照職業倫理，志願者不能輕易把電話回撥過去，“這時聽着電話裏傳來‘嘟嘟嘟’的盲音，又知道對方是無比痛苦，那種愛莫能助的感覺太難受了。”
潛在患者有幾許?
警惕白領“微笑抑鬱”
而隨着生活節奏加快，生活壓力增大，越來越多的人爲了掩蓋自己抑鬱症的身份，在職場上充當着微笑的“面具人”，也成爲了自殺干預新的難點。
“我走了，你幫我照顧好託託(寵物狗的名字)，還有爸爸媽媽。”常青藤名校畢業，回國就職於陸家嘴知名金融機構，老公也很體貼，但半年前，36歲的揚揚(化名)在寫下這樣一段簡單留言後，半夜從小區25樓陽臺縱身躍下。很少有人知道，這位表明光鮮亮麗的“金領”，其實是一名已經飽嘗了幾年痛苦的抑鬱症患者。
“她可能真的太累了。”揚揚去世後，表妹回想起這位從小在家族親戚眼中就是完美女孩的表姐，這樣感嘆道。事發前幾個月，揚揚因爲工作太忙，好不容易懷上的寶寶在3個月時意外流產了，這件事對她打擊很大。不過，好勝的揚揚沒有告訴單位任何人，而是以年休的形式在家低調休息了一段時間，然後又照常上班、加班。
對於揚揚的病情，老公也是知道的。在自殺前，揚揚還叫上老公和朋友一起吃飯，看着精心化妝後的她在飯桌上談笑風生，老公突然很心痛，“她明明內心傷害得那麼深，還故作開心，在單位性格活潑開朗，總是展示自己最開心的一面給別人。”揚揚老公說，只有深夜時，她才偶然會吐露，自己生活得太分裂了，感覺好累好累。
她們“笑”得太累了。“有些白領覺得，工作中出於崗位需要或是公司需要，應該喜怒不形於色。但是如果沒有及時轉換工作和生活的角色，壓抑得太久，面對人情、友情、親情、愛情都是一張‘撲克臉’，最後變得沒有喜怒了，這樣就很容易得抑鬱症。”臺灣自殺防治協會祕書長、上海“希望24熱線”學術總監林昆輝說。
[新設想]
心理危機干預中心希望與綜合醫院急診建立會診服務
對自殺未遂者進行早期干預
新生的心理危機干預中心能否有所突破?讓更多的人獲得新生?
心病還需心藥醫
下週四，專家們的第一次理事會就會規劃近期自殺干預網絡的突破口。而在單懷海心裏早就已經有了一幅藍圖：先干預那些看得見的自殺未遂者。
病人一次又一次地欲結束自己的生命，醫生一次又一次地將他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醫生爲成功挽救生命而高興，而病人爲重新回到現實而痛苦。在急診室裏，經常會上演這樣一場“生命的拔河”。很多病人在醫院中得到了醫療上的急救，卻因爲缺乏“心理急救”，沒有解開心病。
單懷海指出，綜合性醫院裏大部分都沒有精神科醫生。一個自殺未遂人員被送到急診室，腳斷了骨折了接好就走了，至於回去還會不會跳樓，爲什麼跳樓，急診的醫生管不了。另外，目前醫生中接受過臨牀心理學評估或治療培訓的還不到1%，一旦出現了急診自殺事件，許多醫院沒有醫生能夠參與干預。
對高危人羣早期干預
如果把心理干預放在急診一線，急診自殺未遂者的心理急救工作也能夠納入綜合醫院工作之一，就可以對急診自殺高危人羣進行早期干預。單懷海曾經和八家綜合醫院急診聯手，對112例自殺未遂者進行干預，有64例(57.1%)被立即送往綜合醫院急診科，而綜合醫院急診科是否能夠對患精神疾病自殺未遂者進行評估，對於自殺未遂的干預顯得非常重要。95例(84.8%)經過心理治療和藥物治療等綜合干預，成功地解除了心理危機，3個月後的短期隨訪沒有發生自殺行爲，取得了一定的綜合干預效果。
在單懷海的藍圖上，希望建立一支隨時待命的爲自殺未遂者提供緊急心理救助服務的隊伍。同時，與多家綜合醫院急診聯手建立會診服務，當自殺未遂者送入綜合醫院急診時，有專業人員參與評估，後續追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