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復旦大學肝癌研究所所長湯釗猷
自1954年於上海第一醫學院(現爲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畢業,我邁入醫療行業已有64年之久。醫路漫漫,探究不止,這幾十年來,我從血管外科到肝癌的早期發現、診斷和治療,一直在不斷摸索。如今,我有很多話想對大家說。
改變我人生軌跡的患者
我出生於1930年,畢業後從事的是血管外科,在當時算得上最早研究小血管、顯微血管外科的人。1965年,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的楊東嶽教授爲了幫助缺少拇指的人,想研究出一個“用遊離足趾移植到拇指處”的方法,我也加入其中,後來連續成功救治了5個患者。這就是我們在國際上首創的“遊離足趾再造拇指手術”。我在血管外科算是有了一些進展。但38歲時,我遇到了一個改變我人生軌跡的患者。
有一天,醫院來了一個上海鍋爐廠的勞模工人,檢查出肝癌晚期,整個肝臟右側都被癌竈佔據,左邊肝臟也有幾個癌竈。
那時,工宣隊組織醫院的一個小班子去搶救,我也被選中了。照現在來看,這個患者已經不適合手術了。但當時,大家都想盡全力去搶救,儘可能做點事情,於是我們決定給患者開刀。我記得,這個患者的手術從早持續到晚,足足有十幾個鐘頭,因爲腫瘤太大了,血就輸了五六千毫升。我們把患者右邊的肝拿掉了,但左邊還有瘤子,怎麼辦?那時候,我們真是想得很積極,臨時叫來同位素室,做了個“小原子彈”(將放射性磷-32放入玻璃管,磷-32可以通過射線來殺滅腫瘤,再把小玻璃管埋入癌結節)。當時,我們的確盡了一切努力和可能去消滅這個癌。
這個工人之前就有肝硬化,但工作一直很賣力。重度勞動使肝臟變得像菠蘿一樣坑坑窪窪,手術後出現了黃疸、腹水。院裏又緊急組織了一個搶救和護理班子,我擔任班組長。這一護理花了3個月時間。
這個患者最後還是走了。雖然家屬和單位都非常感謝我們,但我們的心情很複雜,盡了一切努力,結果還是沒留住患者。
當時,周恩來總理有個號召——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見病,我國的醫學一定要戰勝它!於是,醫院決定成立一個腫瘤小組,讓我擔任組長。我內心十分矛盾,在血管外科待了十年,花了幾年工夫把文獻、書籍都看了,現在若去從事癌症治療,等於要改行。但那時,我的思想很簡單,覺得既然有這個需要,就去做吧。從1968年開始,我改行做了腫瘤醫生,一直到現在,快半個世紀了。
讓我獲得最大享受的患者
作爲一個腫瘤科醫生,最大的享受就是通過努力把患者治好,讓他們生活美滿。
曾有一個潘姓患者,甲胎蛋白驗血時查出了小肝癌,我們勸她開刀。但在1975年,憑驗血查出肝癌,又要開刀,很多患者都不接受。但這個患者最後還是聽了勸,開刀後果然發現了癌,成功切除了。如今,40年過去了,患者身體很好,家庭美滿。這個患者的康復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大享受之一。
1971年,美國學者統計,全世界65年內只收集到45個肝癌患者活過5年以上,我的這個患者已經活了40年!迄今爲止,我們的肝癌研究所已有將近3000個肝癌患者活過5年。過去,肝癌患者被認爲只能活2～5個月,而通過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活過5年不是問題。儘管我這一輩子很勞累,但看到患者工作很好、生活幸福,心裏就感到莫大的安慰。
這個患者還給了我一些啓迪:醫生不能只停留在現有醫學診斷治療的知識水平上,還要不斷質疑,不斷創新。
首先,質疑肝癌是不是急轉直下的疾病,如果不質疑,那麼肝癌患者在3個月內死亡是理所當然的,但我們採用了另一個途徑,去尋找患者、篩選患者、普查患者,找到了再給患者做手術。
過去認爲,肝癌診斷看四大症狀,還有同位素掃描、佔位性病變。但小肝癌沒有症狀,也沒有佔位性病變。還有,過去的手術一定要把半個肝拿掉。如果患者有肝硬化,就等於切除大部分肝臟,風險極大。因此,我們只做局部切除。
以前還認爲,肝癌復發就不能手術了。我們經過幾年實踐、隨訪發現,復發小、無症狀的肝癌再次手術的效果很好。通過一系列質疑,我們完成了小肝癌研究,拿到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讓我重視辯證思維的患者
1991年,有一位張姓大學教師來找我。這位患者很瘦,但腫瘤竟然有西瓜般大小,根本無法手術治療。我就想,小肝癌已經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大肝癌難道沒辦法應對嗎?大肝癌難道沒有可能變小嗎?如果大腫瘤變小,手術也就成爲了可能。問題是怎麼讓它變小?
那幾年,我們通過很多動物實驗發現了1+1>2。這個療法本身無法使腫瘤縮小,單獨使用另一個療法也無效,但兩個療法加起來說不定就能使腫瘤縮小,我們叫它1+1>2。
經過動物實驗,我們認爲肝動脈結紮、肝動脈插管、化療灌注的老辦法,效果不夠理想,最好找點新方法。於是,我們寄希望於八九十年代研究的肝癌導向治療,也就是如今的靶向治療。在那時,導向治療主要研究的是抗體,只進行了十年左右。於是,我們跟中國科學院上海細胞所合作,用可以有效接觸腫瘤的抗體,帶上一個“原子彈”,就是放射性碘-131,打入肝動脈導管。
經過8個月的治療,腫瘤縮小到蘋果般大小,被成功切除。原來大肝癌切除,5年生存率不超過10%。而縮小後切除的效果和小肝癌切除的效果差不多。這個患者的腫瘤切除後,我們每年都在隨訪,二十幾年了都沒有復發。每年他都會寄賀年卡給我。
這個患者給我的啓迪就是:做醫生要重視辯證思維。大和小看似矛盾,其實是相互依存的,沒有“大”也就說不清何謂“小”,有了“大”才能看得出“小”。更重要的是大和小可以相互轉化。我們平常只看到肝癌會由小到大,但沒想過大肝癌是否可以慢慢變小。
做醫生不能只忙於做手術、看門診、查病房,還得重視軟實力的建設。辯證思維就是軟實力的一個部分,要敢於面對一些重大的矛盾,能夠採取一定的措施來促進它的轉化,讓不能治療變成能治療,讓不治之症變成可治之症。
讓我思考中國特色醫療的患者
中國有幾千年的文明。現在保存下來的世界幾大文明之中,中華文明能算是最主要的了,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醫療?第四個患者就讓我思考了這個問題。
前年國慶節,有個廣東患者打電話給我,說他來上海旅遊,想來看看我。電話中他提到,聽從了我的建議後,一直在游泳。聽到這句話,我很感興趣。原來,這個患者2001年發現了肝癌,做了手術切除。但病理顯示腫瘤旁的血管和門靜脈都有癌栓,又做了化療,化療後一年多復發了,復發後再手術,手術後不久又復發了,又做了射頻……幾乎一年復發1次,一共復發了5次。
2005年,他來找我看病,說老辦法沒用了。我建議他打點干擾素,預防癌症轉移復發。因爲他正值中年,會游泳。我讓他不妨試試每天進行適度的游泳。功夫沒白費,8年後,這個患者紅光滿面、走路很精神,癌症也沒有復發。
我想,這件事說不定跟游泳和干擾素有關。從那以後,我慢慢想到,可能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學習國外現有的診療技術,也可以研究一些自己的新方法,包括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我們已經在國際上最早研究了導向治療,是不是還可以思考怎麼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一些醫療。
游泳到底有沒有用?後來,我的一個博士生做了有關游泳的動物實驗,把肝癌種到老鼠肝臟裏,然後手術切除。結果發現,游泳的老鼠大概活了70天,不游泳的活了60天,遊過度的只活了50天,看來適度游泳還是有用的。這跟大腦中一種叫多巴胺的神經遞質有關,適度游泳可以促進多巴胺分泌,過度游泳則導致多巴胺降低。多巴胺本身可以直接抑制腫瘤生長,而且也能增強免疫力。這證明,游泳調動了身體的抗癌能力。
如今,我這裏大約有10個患者,都用這個辦法,現在都活得很好。這算得上是中國特色醫療。不用過多藥物,而是通過多方面綜合作用,既消滅腫瘤、改造殘癌,又調動患者的積極因素。我在《消滅與改造並舉》這本書上說了,不會游泳,可以去買菜,可以做些其他活動。目前,多項研究證明,適當運動可以延長很多腫瘤患者的生存時間。這個患者給我的啓迪就是:我們要思考,怎麼來發展一個具有中國特色、受益於14億人民的醫療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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