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我國老齡化的加速，養老問題日益引人關注，而農村養老問題尤爲凸顯。一方面是由於農村的老齡化程度更高，另一方面是由於當前農村老人所要承受的更多。
農村家庭普遍較差的經濟條件、農村社會不夠健全的保障體系、轉型時期的孝道變遷等等，都從不同側面，以不同程度影響着農村老人的生活境遇。
孝道變化 養老窘困
《禮記》說：“孝有三：大尊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意思是，關於孝的道德規範，層次最高者是尊敬父母，此爲大孝;層次居中者是不使父母受辱，此爲次孝;層次最低者是能夠贍養父母，此爲下孝。
筆者在陽泉市調查發現，當前不少農村地區孝敬父母已經陷入了艱難維持的窘境。經過多年市場經濟的洗禮，優良的傳統道德受到衝擊，一些人開始從經濟收益的角度來衡量老人對於家庭的 “作用”。“有用”的老人等於 “有一點地位”，“無用”的老人等於“完全沒有地位”，孝道不再佔據邏輯上天然的制高點。
“如果按照傳統的家庭邏輯，養兒防老天經地義，但市場邏輯是非常理性的算計，子輩據此可以理直氣壯地反駁：你是養了我，但你養好我了嗎?”在平定縣石門口鄉小口頭村務農一輩的70歲老大爺賈明善說。這樣的反駁往往給父母沉重的打擊，他們發現，不管在現實中還是在道義上似乎都沒有了抱怨的理由。
可悲和可怕的是，不少老人也在困惑和無奈中接受了這樣的邏輯。當筆者問到對子女不孝的感受時，不少老人會說，“子女收入少，負擔又重，我老了沒用，幫不上他們的忙，哪能怪他們呢。”或許，老人們是在爲子女開脫;更或許，他們只是在安慰自己，以便在這殘酷的現實面前找到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
進城不易 留守亦難
許多時候我們會發現，即便兒女有心也有力接父母進城，父母卻並不願離開故鄉的熱土。因爲那片土地上有世世代代的根，有歲月的點滴和抹不掉的記憶。
在陽泉建設銀行上班的郭迎賓女士，老家在平定縣馬山良白村，父母都60多歲了，也不願意長期跟她一起在城裏住。“兩個老人守着一座空房子，沒有其他人陪。有時候老人生病了，我只能請一兩天假回去看看，很快就得回來。父母雖然從不抱怨，但我知道他們心裏不好受。”郭女士說。
這樣的情景，近年來在廣大城鄉，已成了一個普遍現象。
平定縣石門口鄉棗嶺村的盧俊良老大爺今年83歲，老伴也80歲了。幾個孩子遠在上海、蘇州等地，最近的也在縣城上班，平時就老兩口在家，守着四五間房。筆者來到盧大爺家時，盧大爺正在大門口邊曬太陽邊發愣，老伴則在一邊捧着簸箕摘菜。
“老伴腿不太好，不方便到處走，靠幾個孩子寄錢回來給我們養老。年紀大了，平常在家也不能幹活，也沒什麼事可做，串串門，曬曬太陽，跟鄉親們聊聊天，看看新聞，這就是我們的文化生活。”盧大爺說。
筆者瞭解到，幾個孩子也放心不下老兩口，一直想讓他們進城去住，但老兩口不想增加孩子們的負擔，另外也確實是住不慣。盧大爺的大兒子在蘇州工作，總讓老人們過去，拗不過，他們一年也去幾次，但住不了幾天就想回來。
“外面太吵，又沒有熟人，連說說話都找不到人，住不慣。”盧大爺說。在農村住習慣了，對城裏很多事都不適應。“去兒子家時，我喜歡在小區裏轉悠，結果有幾次被保安盤問，還以爲我是偷東西的呢。一點意思都沒有，不如農村舒坦。”
不過留守也有留守的難處，不生病還好，老兩口還能相互幫襯着過。“一生病又沒人照顧，孩子們就着急，不能回來照顧我們，最後沒辦法，孩子們就出點錢，請村裏鄉親幫着洗洗衣服，燒燒飯什麼的。但村裏都是老人了，這也不是長久之計啊。”盧大爺說。
制度爲本 渠道應寬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老人養老依靠的是“養兒防老”這一傳統途徑。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後，農村家庭的規模也發生了變化，以前一個家庭有三四個甚至更多子女共同承擔贍養老人的責任，而現在重擔只能落在一兩個人身上。這讓農村的“養兒防老”遭遇困境。
可喜的是我國已開始着重加強制度建設，尋求以“制度養老”替代“養兒防老”。目前全國已推行新農保，每位年滿60歲的農村老人每月可以領到55元或更多的養老金，只是這種保障體系相對於不斷增加的養老費用顯得有些微薄。
針對農村養老機構資源短缺的問題，筆者建議：養老機構在農村地區的需求很大。作爲一種半公益性質的組織，政府應該給予一定的稅費減免和補貼，以吸引更多民間資本下鄉發展養老服務業。一些地方醫療資源富餘，可嘗試將一些處於改制中或準備改制的中小型醫院改辦爲養老院，發揮醫院的醫療條件與專業的醫護人員優勢，滿足農村地區對於機構養老的需求。使農村的“分散養老”變成“集中養老”，給農村“空巢老人”打開一條綠色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