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協和醫院宋紅梅：兒科發展當務之急是解決醫生流失問題
現在約有1/3醫大畢業生難找合適工作，如能吸引他們來兒科工作，是增加兒科醫生最快捷有效的方法
據中國醫師協會兒科醫師分會統計數據顯示，我國0～14歲兒童佔總人口的22%，兒科醫療資源及服務卻明顯不足。兒科醫師僅佔總醫師數的3.7%，兒科牀位數僅佔總牀位數的6.4%。每1萬名兒童僅有2.6名兒科醫師，按1∶1000的比例估算，兒科專業醫師缺口逾20萬人。兒科醫生緊缺的同時，兒童藥品匱乏問題也在困擾我國兒童醫療的發展。
當前兒童醫療爲何出現“缺醫少藥”的局面?該如何解決這樣的難題?近日，北京協和醫院兒科主任宋紅梅，接受了記者專訪。
兒科醫生流失是阻礙兒科發展的主要問題
記者：爲什麼兒科醫生有這麼大的缺口?
宋紅梅：最大原因是兒科醫生流失嚴重，醫學院校畢業生也不願做兒科，造成目前嚴重短缺。
記者：兒科醫生因爲什麼流失?
宋紅梅：首先是兒科醫生的待遇比較低。兒童病種相對單純，輔助檢查少、用藥量比較小;兒科收費也比較低，過去沒考慮到兒科醫護工作的特殊性，僅按照較成人收費相對減少的原則定價，而且幾十年沒變;再有兒科需要的醫生護士較多，人力成本高。所以如果醫院按照科室經濟收入來進行績效考覈的話，兒科的獎金肯定低於其他科室。
其次是兒科醫生和護士的工作壓力非常大。現在大部分孩子是獨生子女，家長對孩子百般呵護，也對醫生和護士的工作有更高要求。比如，給成年人輸液一針沒成可以再來，而小孩血管較細，本來就不好扎，如果一針沒紮好，小孩哭鬧不配合會給護士很大壓力，家長再不理解護士就更難做好。兒科醫護人員的流失，無疑又加大了現有醫護人員的工作量和壓力，使他們感到身心疲憊，就更容易流失，形成惡性循環。
第三是兒科的學科地位低。兒科在很多醫院不受重視，人們總是一語雙關地說“小兒科”。年輕醫生更看重職業發展前景，他們看到其他科室醫生的風光，對比兒科耗時耗力又不賺錢的現實，難免思變。
記者：有不少人反映，身邊的綜合醫院和基層醫院沒有兒科，小孩看病很不方便。
宋紅梅：確實前些年有一些綜合醫院，因爲收入低等原因取消了兒科，有的是全部取消，有的是取消病房保留門診。由於專業人士和羣衆一直反映兒童看病難問題，現在衛生行政管理部門要求二級以上綜合醫院都要恢復兒科，這更凸顯了目前兒科醫生短缺的問題。因爲牀位、設備等硬件好重建，但醫生從哪兒來呢?兒科發展的關鍵，還是人的問題。
現在很多時候，孩子一生病，家長就帶着去兒童醫院，這導致了基層醫院兒科“吃不飽”，兒童醫院又“人滿爲患”。所以必須加強基層醫院的兒科建設，建立完善的分級轉診制度，使兒童常見病在基層醫院甚至社區醫院就能得到診治，這樣也能使三甲級的兒童醫院或大型綜合醫院的兒科，能集中精力處理疑難危重患者。另外要培訓基層醫師識別疑難重症疾病的能力，同時向公衆宣傳和普及相關醫學知識，使疑難重症患者能夠正確及時地得到轉診，既節省了醫療資源，又能緩解兒童看病難的問題。
首要問題是提高兒科醫生的待遇
記者：兒科醫生的培養有什麼困難?
宋紅梅：兒科被稱爲“啞巴科學”，小孩很難說清楚自己的病痛，兒科醫生的經驗判斷非常重要，所以兒科醫生的培養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經驗積累。兒科醫生的培養主要是畢業後教育，國外一名醫學畢業生在兒科經過3年住院醫師培養後，可以做普通的兒科醫生，如果要想做兒童心臟、腎病等亞專科的兒科醫生，還要再經過3年培訓。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都基本完善了普通兒科住院醫師的培養，但對於亞專科醫師的培養纔剛剛開始，有待於建立更系統的培訓體系。
記者：改變兒科醫生缺口大的現狀，需要恢復兒科系嗎?
宋紅梅：首先，恢復兒科系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不解決人才流失問題，培養再多的人也留不住;再者，即使恢復了兒科系，5年以後纔能有兒科專業畢業生，成爲合格的兒科醫生還得3年，遠水解不了近渴;第三，幾乎所有國家的兒科醫生培養都是畢業後教育。我認爲，過早地把醫學生限制在兒科領域不利於兒科學的長期發展，因爲，兒童病相對單純，一些前沿的藥物也沒辦法首先在兒童身上應用，兒童病的檢查診斷和治療手段還是參考成人。這樣的情況下，醫學生光學習兒科的知識，不去接觸其他學科，對兒科的長遠發展不利。
記者：那您覺得應該怎麼辦?
宋紅梅：國家需要出臺強有力的措施，留住並吸引更多人從事兒科事業。我覺得首要問題是提高兒科醫生的待遇，讓兒科醫生擁有與目前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相匹配的收入，只有這樣才能吸引更多醫生來從事兒科工作。
現在大概有1/3的醫學畢業生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要能吸引他們來兒科工作，是增加兒科醫生最快捷有效的方法。但這需要國家和地方政府出臺切實可行的激勵措施，比如，到社區醫院做兒科醫生能否有1.5倍於內科醫生的工資?能否拓寬他們的進修、晉升渠道?國家需要爲兒科醫生提供足夠的經濟保障和良好的職業發展前景。
兒童藥品的開發、臨牀試驗等需要國家政策支持
記者：早在2010年，《人民日報》等媒體就曝出我國98%的藥品沒有兒童劑型。爲什麼兒童藥這麼少?
宋紅梅：這涉及我國藥物科技的發展水平和兒童藥品的製作工藝問題。兒童藥品實驗成本高，企業專門生產兒童藥可能沒有生產成人藥經濟效益高，沒有動力去研發。所以，兒童藥品的開發、臨牀試驗等需要國家政策支持，對藥企給予稅收、研發補貼等激勵。此外，藥企也要注意改善兒童藥品的口感，成年人得了病成天吃藥都覺得沒有生活質量，更何況是孩子，特別是一些得慢性病的孩子，如果每天都在擔心吃苦藥，還有什麼快樂可言。
記者：您在開藥時遇到過什麼難題嗎?
宋紅梅：由於兒童藥品少，家長給孩子服用成人藥在劑量上很難用得準，我們只能讓家長儘量買有液體劑型的藥品，實在沒有，就得把藥品用水充分溶解，再計算孩子應該吃多少。這還會造成很大的藥品浪費，比如治療哮喘的吸入藥物，一種藥每天只用1/3或1/2，剩下的藥也不能再用了。
我碰到無藥可用時最頭疼。一些藥品沒有兒童的實驗數據，只在說明書上註明“沒有兒童用藥經驗”，甚至還註明“兒童慎用或禁用”。但有些孩子得了病不能用藥治療或沒藥可用，難以想象會有怎樣的後果。
記者：在用一些“慎用藥”時，您怎麼和家長溝通?
宋紅梅：鑑於孩子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兒科的醫患溝通就顯得更加重要。首先要和家長取得共識，相互信任。其實，不用去說特別高尚的理由，我經常和家長說的是，醫生是靠看病吃飯的，沒有哪個醫生會故意把病人看壞而砸自己的飯碗，用最小的副作用達到最大的治療效果是每個醫生都追求的治療境界。
一些慢性病的治療週期較長，我最擔心家長不按醫生的方案去做。醫生酌情用藥，一步步地控制孩子病情，但一些家長自行改變治療方式，給後面的治療造成很大的困難。例如，一些家長因爲擔心激素的副作用，對於風溼病的患兒擅自停用激素藥，就會造成病情復發，醫生只有增加激素的用量甚至用副作用更大的藥物才能再次控制病情，如此反覆會對患兒身體造成更大傷害。所以作爲醫生應該向家長和患兒充分說明、耐心解釋，和家長互相理解和信任，畢竟共同的目標是把孩子的病治好。(王聰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