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到醫院掛職蹲點，這在首都衛生界和新聞界都是頭一遭。近期，27名來自中央和北京市屬媒體的記者與近20家醫療機構結成對子，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掛職體驗，在不影響醫院正常醫療執行的情況下，深入醫院最核心崗位，發現醫院管理執行中的問題，也體會醫務人員的辛苦與不易。
本報社會新聞部記者方芳在急診量居全市前三的朝陽醫院急診科蹲點，掛職“急診科主任助理”。從今天起，本報將陸續刊出她的掛職蹲點手記，記錄下在急診室裡目擊的一個個真實的故事和記者的思考。
白色，安靜，只能聽到各種搶救儀器工作的聲音，偶爾傳來一聲患者低低的呻吟和醫務人員匆匆的腳步聲……
未來三個月，我蹲點的急診搶救室難道不應該是這樣的嗎?
還真不是。
剛走進朝陽醫院急診搶救室的門，我就驚呆了：這間400多平方米的大屋子，靠牆的兩邊見縫插針擠滿了病床和椅子，中間醫生站和護士站各被3張病床包圍著，每張床邊或坐或立至少兩名患者家屬，護士側著身子在病床、儀器裝置和人群的縫隙裡穿梭。就連患者躺的病床都五花八門：有正規搶救床，有急診室的診查床，有急救車的擔架床，居然還有家屬從家中帶來的摺疊床!
此時，正常應該配置16張搶救床的急診搶救室，居然塞進了46張病床!
急診科主任醫師何新華是帶我的“師傅”，他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很酷，因為我們剛見面的一個小時裡，他除了跟我點了下頭算是打過招呼，叮囑我今天只許看不許幹以外，再沒跟我說上一句話。
不是不想說，是顧不上。
“何主任，又來了一個心梗病人，還能再加一張床嗎?”診室的一位值班醫生推門探頭進來問。“小馬，去接下病人，把旁邊那張床挪到中間來，讓新來的去補她的空。”“好嘞。”馬醫生是今天值班的急診醫生中惟一的一位女性，一路小跑走了。
“何大夫，我媽血壓怎麼一直60多，這麼低沒問題嗎?您再給看看。”一位操著北京遠郊口音的家屬過來，語氣有點急。“我剛剛看過了，你放心，她現在正在用升壓藥，一會兒就上來了……”
話音還沒落，後面另一位家屬已經插進來：“大夫，怎麼把我媽的床給推到中間過道來了?”“我們剛來了個急性心梗病人，病情更重，需要用牆上的儀器插孔，您母親現在很穩定，暫時用不著這些裝置，咱們先照顧一下重病號，好不好?”
“大夫，您得管管，我們旁邊那倆人那麼吵，我爸都沒法睡覺!”這時我才注意到，整個搶救室裡，都充斥著病人的呻吟聲。提意見的病人左邊住著一位70多歲的老大爺，別看年紀這麼大了，難受起來閉著眼睛嘴裡不停喊“媽呀，媽”而右邊50多歲的女兒正跟她80歲的患病老爸較勁：“對!我照顧得不好，你讓我哥來!”
“師傅”一邊支應著家屬五花八門的要求，一邊在病床前逐一巡視，看看病情有沒有發展，判斷是否需要加藥，是否需要做其他檢查，是否需要其他科室醫生來會診……
這個班，搶救室裡包括“師傅”在內一共4位醫生值守。4位大夫8隻眼，要盯住47位危重病人。
“這已經是我們的極限了。”
朝陽醫院是全市急診量最大的醫院之一，元旦降溫，心梗、腦梗病人急劇增多。急診室日接診患者突破了900人次，相當於一家二級醫院的日門診量。
“我們急診科的面積在2008年新大樓投入使用時是全市最大的，搶救室設計了16張床，每張床對應的牆上都有氧氣、電源等各種插孔。沒想到現在遠遠不夠用。”“師傅”終於抽出點空跟我這個“徒弟”說上幾句。一位急診大夫告訴我，業內有句流傳語：“急診永遠少一張床”。
“你今天也看到了，緊張的不僅是床位，還有裝置不夠、面積不夠，最重要的是，醫護人數不夠。”聽說不久前，這裡一位病人做完心肺復甦之後，由於呼吸機不夠用，不得不讓醫生捏了3個小時的“皮球”(手動呼吸裝置)。
“但人員、裝置不夠，如果從醫院層面來調配，不是不能解決的呀?”我這個外行忍不住質疑。
“那排隊住不進院的病人還不都來急診啦!”“師傅”給我分析：一家醫院整體的接診能力肯定是有上限的，如果盲目擴充急診，急診就會成為患者面臨住院難時的緩衝帶。事實上，急診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小型住院處，很多人在這裡一住就是十幾天，甚至有的住了一年多。而衛生部要求急診患者的滯留時間不得超過48小時。
這裡面，有病人激增後醫療機構硬體軟體都不匹配的問題，有醫保政策中急診搶救和留觀患者可享受住院報銷的引導問題。
總之，掛職頭一天，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床!床!床!在急診，床，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