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是一個承諾。將“醫生禁收紅包”從行業約束層面上升到法律層面，隱藏着這樣的保證：將提供暢通的申訴渠道，提供完整而高效的司法流程。
醫生收病人“紅包”，將被暫停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執業活動，情節嚴重的，吊銷其執業證書——於11月1日施行的新版《重慶市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因這條規定而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
現下，醫療改革的節奏越來越緊鑼密鼓，反腐對象開始向廣義的行業腐敗延伸，法治成為四中全會後中國社會治理的關鍵詞。“醫生禁收紅包”寫入地方法規，正集中展現了這三種社會趨勢，可以看成一種以法治促醫改的地方探索。
只不過，“反紅包”入法的歷史比我們想象的要長。至少在1999年就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裏，就有規定禁止醫師“利用職務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財物或者謀取其他不正當利益”，否則將給予警告或者責令暫停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執業活動;情節嚴重的，吊銷其執業證書。重慶此次新修訂的條例，雖然立法的層級和出發點不同，但主要內容基本上是對這一規定的重申。間隔十五年，紅包文化仍舊氾濫，立法仍在“重申”，這等於在説：禁止醫生收受紅包，徒法不足以自行。
什麼情況屬於“情節嚴重”?警告、暫停六個月執業、暫停一年執業的處罰，分別對應哪種程度的收紅包行為?顯然，這是立法不能解決的問題，只能在司法實踐中量裁，在多個判例的經驗基礎上找到區別和邊界。同樣，既然規定實施處罰的主體是“衞生計生主管部門”，那麼也應在執法中明確，具體由哪個科室受理投訴、分為幾種投訴渠道、流程如何、處理的時限是多長。執法的精準度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法的權威性，決定了一部法規在老百姓心中“有用”還是“沒用”。
某種意義上講，立法是一個承諾。將“醫生禁收紅包”從行業約束層面上升到法律層面，隱藏着這樣的保證：將提供暢通的申訴渠道，提供完整而高效的司法流程。在法規施行後，重慶衞生計生主管部門不妨定期公佈一下對患者投訴的受理情況，對收紅包行為的處罰情況，在不違反相關法規的情況下，公開幾個因紅包問題對簿公堂的典型案例，集中力量打通法規在實用性和操作性上的壁壘。只有讓老百姓敢打官司、會打官司、方便打官司，將醫療矛盾納入法治軌道、以法治促改革的立法初衷才能實現。
同樣，關於“醫生禁收紅包”入法的先試先行意義，也才能夠從單純的立法層面深入到法治層面。(評論員劉白)
